(作者：钮先钟，著名战略思想家、学者)

在我国的传统兵学领域中，孙吴是居于伯仲之间的地位。谈兵者往往孙吴并称，换言之，他们两人是被公认为同一等级的战略大师。但事实上，他们之间却有很多差异，值得加以较深入的比较分析。

孙子的身世仍然是一个谜，《孙子》一书的真正作者是谁，也仍然有很多的疑问。但吴起这个人的存在，以及他的事功，不仅“史记”上有相当翔实的记载，而且后世也很少有人对其表示怀疑。反而言之，《孙子》是一本相当完整的书，其中的战略思想也的确能构成完整的体系。今天所传留的《吴子》则是一本不完整的书，其中也缺乏有系统的思想，而且也可以断言不是吴起的原著。

吴起的生平可以简述如下：吴起卫国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三八一年。他是贵族出身，尝学于曾子，可以算是孔子的再传，以思想的渊源而言，应属于儒家。初仕鲁，闻魏文侯贤，往归之，文侯以为将，并奉命守西河(即陕西东部黄河西岸地区)。吴起在西河二十三年，整军经武，曾先后与诸侯大战七十六次，全胜六十四次。魏文侯死，吴起终于受到旧贵族的排挤，遂离魏奔楚。楚悼王重用他为令尹(宰相)。吴起遂在楚厉行改革(变法)：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养战士，务在强兵。不久即能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使楚国声威大振，但其贵戚大臣则多怨起。公元前三八一年，楚悼王暴卒，以阳城君为首的贵族集团发动，吴起终遭杀害。 [ 注：史记孙吴列传。 ]

根据以上的叙述，可以知道吴起在功业方面是有相当杰出的成就，他的一生都在忙于出将入相，然则他有无余暇来著书立说，也就不免大有疑问。但孙吴之书在战国及秦汉时即已流行。韩非说：“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史记说：“世俗称师旅者，皆曰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所多有，故不论”。可以证明在当时，孙吴的地位是不相上下，而他们的著作也受到同等的尊重，非其他兵书所能及。

吴起的著作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为“吴起”四十八篇。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均作“吴起兵法”一卷。宋晁公武在读书志中著录为三卷，并分为说国、料敌、治兵、论将、变化、励士六篇。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则均作三卷。宋神宗朝所颁发的武经七书又作上下二卷，并将“说国”和“变化”两篇名改为“图国”和“应变”。《吴子》的今本是以武经七书为根据，全部约五千字，分为六篇。[ 注：《中国兵书通览》(版)上编，p.101。 ]

从内容上看来，很容易发现这本书有很多的疑问。首先应指出汉志所著录的为四十八篇，而现在所存留的则仅为六篇，至少在宋代时即已如此。篇数上的差异太巨大，因此可以断言即令今存的《吴子》不是伪书，也最多只是一部残书。

《吴子》现有全书共为六篇，每篇各有一主题，但篇与篇之间几乎毫无联系，就逻辑而言，根本上不能算是一本完整的书。甚至于在每一篇之内，也都是以问答体裁编成，以至于也只是代表有关同一上题的各种不同观念，其间也无逻辑上的顺序。所以，这本书只是一本语录(像论语一样)。那并非由某一位作家依照他个人的思想而写成，而是一种谈话记录而已。

至于记录的人是谁?似乎不太可能是吴起本人，也许是出自其幕僚或门人之手，但也可能是后人根据传说而假托成书。姚际恒即曾认为：“今之六篇，其论肤浅，出于后人之伪托”。 [ 注：姚际恒：古今伪书考。 ] 关于是书的真伪，曾有很多争论，在此无详述之必要，但可以断言，这本书既不能代表吴起思想的全貌，也不能算是一本有重大价值的战略著作。尤其是无法与孙子十三篇相提并论。当然，此种判断是只对今本六篇而言，也许吴起的确曾经留下很多有价值的教训，但可惜都已经散佚了。

不过，即令是在今存六篇之中又还是可以发现若干值得重视的战略观念，它们虽不能像《孙子》那样构成完整的思想体系，但又还是不无特殊价值，并且也能对后世学者提供重要启示。现存六篇中最值得重视的为“图国第一”，那也可以算是《吴子》的精华，其他各篇则只是偶然有一两段精彩的内容而已。

就理论而言，《吴子》是远不如《孙子》那样高深，但在这本书中有两点似乎是超越了《孙子》的境界。《孙子》从未讨论战争的性质(nature of war)，也很少触及与军事的关系，但《吴子》在这两方面都有其独到的见解。也许可以说吴子是我国古代的克劳塞维茨，因为他的书颇有《战争论》(On War)的意味。

吴子曰：凡兵之所以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德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其名又有五。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五者之数，各有其道，义必以礼服，强必以谦服，刚必以辞服，暴必以诈服，逆必以权服。(图国)。

这一段话可以算是一篇简明扼要的《战争论》。首先分析战争的起因，其次为战争定名，将其分为五类，并对每类战争的性质作简明的界定。最后再概述对于每一类的战争应用何种方法来加以克服。此种对战争性质的探讨，在其他先秦学术著作中(不仅限于兵书)都是很少见。所以，实属难能可贵。

其次，吴起重视与军事的关系，并认为必须作总体性的考虑而不可偏重某一方面。当他第一次与魏文侯见面时，即提出“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总体战略观念。其书第一篇的篇名为“图国”，图国即谋国，用现代术语来说，即为国家战略(政策)。简言之，他早已了解战略的研究不能仅以军事为范围。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所留下的著作中讨论这一方面的就只有这一篇而已。

如何图(谋)国?吴子概括地指出：“昔者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这种基本观念可以显示他在思想上是出于儒家，他像孔子一样，非常重视教育。他说：“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图国)由此观之，其思想又似乎与管子颇为接近。为何要“亲万民”，其解释如下：

吴子曰：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返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谋，必告于祖庙，启于元龟，参之天时，吉乃后举。民知君之爱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与之临难则士以尽死为荣，退生为辱矣。(图国)

教民亲民的目的就是培养向心力(和)，必须先和而后始能造大事。这与孙子所云：“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在意义上是完全相同。吴子虽然主张“启于元龟，参之天时”，但并不表示他迷信鬼神，其真正目的只是为了使人民了解政府对于战争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而已。

吴子重视道义，这也同样表现出他的儒家思想传统，他似乎和孟子与荀于相似，主张以仁义之师进行顺天应人的义战：

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故成汤讨桀而夏民喜悦，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举顺天人，故能然矣。(图国)

正因如此，吴子对于战争也就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他特别指出胜利含有内在的危险，甚至于可以导致的后果：

然战胜易，守胜难。故曰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图国)

此种警告在战国时代真好像晨钟暮鼓，足以发人深省。

《吴子》第二篇为“料敌”，也就敌情研判。在这一篇中对于当时的战略环境有很扼要的分析。

此外，又还指出在何种条件之下，敌军是可击或不可击。这些都是现实问题，与战略思想并无太多关系。不过，篇中又还是有一基本观念值得重视：“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先戒”在战略领域中应该是非常重要，孙子提出“先知”的观念，吴子提出“先戒”的观念，二者之间相辅相成，可谓相得益彰。先戒必须先知，先知的目的也就是先戒，若不能先戒，则先知又有何用?

《吴子》第三篇“治兵”，其内容大致都是属于战术层面的问题，不过也偶尔达到作战(野战战略)的层面。其中有三段值得加以引述：

武侯问曰：兵何以为胜?起对曰：以治为胜。又问曰;不在众寡?对曰：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

吴子是一位精兵主义者，在其书中曾一再强调素质的重要。如何能够提高部队的素质，他指出：“故用兵之法教成为先”。因此，他认为数量并非决定因素，真正决定因素是“治”，“治”就是组织，必须有良好的组织，始能全胜：

于是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则不可当，退则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阵，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

从以上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吴子所想像的兵力是能适应不同的环境，有高度有效的控制，并且永远保持团结，不会溃散。

在用兵方面，吴子也像孙子一样强调速决，他所说的话甚至于比孙子还更有力：

吴子曰：凡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其善将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受敌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

这一段文章的最后两句对于古今中外的指挥官都是应该永垂为戒的警告。

《吴子》第四篇为“论将”，其内容虽与战略思想无直接关系，但其意见可以与孙子互相比较，并能提供颇有价值的启示。

吴子曰;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日备，三曰果，四日戒，五曰约。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而不烦。

吴子与孙子在论将时，观点颇相似，而不过分强调“勇”之重要，这也是他们与克劳塞维茨之间的最大差异。尤其是吴子更特别指出“勇”只是几种因素中之一种而已。他认为“勇者必轻合”(古人称会战为合战)，于是也就易于违反“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原则。

另一方面，吴子又列举五点，认为那是“将之所慎者”，也就是说那是指挥官所必须特别注意的事项。用现代术语来说明：理就是组织，备就是战备，果就是果断，戒就是警戒，约就是简单。这是吴子所独创的一套原则，非常有系统而富实用价值，可谓独步千古。若与孙子所谓的“智、信、仁、勇、严”相配合，则孙子所言者为体，吴子所言者为用，彼此互动可谓相得益彰。

《吴子》最后两篇分别为“应变”和“励士”，其内容属于战术及训练等较低层次，与战略殊少关系，在此也就不必赘述。

人学研究网·中华文明栏目编辑：紫天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