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的尚功思想经常被认为是功利主义。他讲求实际、注重结果，其书中一再强调“功”字，使用次数多达二百六十次。

韩非尚功，应起源于他的现实思想。他重视“耕战”之士，反对“文学”及“言谈”之士。

“耕战”之士辛勤农耕、努力作战，为国付出劳力甚至牺牲生命，应该得到奖赏；至于那些研究文学、致力辩说之士，他们并没有体会过种地的辛劳，也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危险，是不应该得到厚禄的，否则有谁愿意去从事辛劳危险的工作呢？

由此可见，韩非讲求实用，注重实践效果。不仅如此，他还要求结果的呈现必须与实际的内容相符。

所以，韩非既讲究“参验”，又讲究“形名参同”；既重视“法”，又轻视“仁、义、爱”。

参验

“参验”就是检验，即凡事必经客观地检验，才能得知。

韩非认为臣子所说的话，必须与所做的事相符合。君主必须去比对验证，观其是否契合，以探知其话语是否真诚可信。

韩非批评孔子和墨子都以尧、舜传人自居，但两家所采行的主张却不相同。试问，尧、舜已死，谁能定夺及弄清楚之前的事呢？然而，孔、墨二家却都宣扬自己据先王之道，祖述尧舜传人，这实在是愚蠢、骗人的行为。

因此，韩非主张一定要对事实加以验证，不可轻易做出决断，否则就是愚蠢。

君主要切实做到“参验”，以免被身边的权臣蒙蔽，因为他们会投君主所好、曲意奉迎，来达到为所欲为的目的，甚至将国家的爵禄视为己有，随意送给巴结他的人。

如果不经由“参验”就任由权臣做主，那这个国家将容易招致灭亡；如果没经过“参验”就刑罚，没见功就行赏，那么将没有人愿意再为国家肝脑涂地。

形名参同

“形”，指事务的实体、结果；“名”，指事务的名称。“形”是“名”的实际内容。

臣子所发表的言论是“名”；他所做出来的成绩就是“形”。臣子随意发表言论、夸大其词，却做不出半点成果，就是“形名不符”。

圣明的君主应该用虚静的态度来对待一切，不要显露好恶，不要心存成见，让群臣自己来陈述意见，依照他们所说的话来交办事情，然后再根据他的职事要求成绩。如果他的成绩与其职事不相当，或完成的职事与他所说的话不相符，就加以惩处。

相反的，若说到做到且成绩斐然，君主必须行赏。

韩非认为人主对于臣子一定要“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使无术不肖者因为变不出把戏而走投无路。

所以群臣中有说大话，而取得小功绩者，必罚。君主不是因为功绩小而罚，是罚其“言实不符”。

而说小话，取得大功绩者，也罚。君主不是不喜欢大功绩，而是“言实不符”的危害，甚于大功绩。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富国强兵少不了“法”。为了国家富强，一切以彰明法度为先，就算是臣子有智慧、有才能，也不能违背法治而专权独行；就算是非常贤能，也不能没有功劳而得到赏赐；即使是忠诚信实，也不能摆脱法纪而不受约束。

如楚庄王、齐桓公，这些君主在位时，国家非常强盛。一旦身故后，群臣不能依法治理国家，反而行营私舞弊之事，那么国家必混乱而衰亡。

法治的存在，是为求国家的长治久安。明君不常有，一个时代能有一位明君就不错了。期待明君出现，不如依靠法制，更来得切乎实际。

大部分的君主都是中等资质。如果他们能坚守法度、善握权势，就能够把国家治理得很好。但若是背离法度、丧失权势，则国家一定乱七八糟。

所以，施行法治是最能让国家富强的方法，也是治理百姓的最佳做法。

所谓的“仁、义、爱”，根本无法治国

韩非在《内储说上》中，以大臣和齐王的对话，点出了“仁”对君主而言并无用。

大臣认为齐王对人太仁慈了，齐王认为：“仁慈、心软不是很好吗？”大臣却认为：“那是臣子应有的优良品德，而非君主的行为法则”。

在韩非看来，君主若是对人仁慈，想以“仁、义、爱”来治国，是行不通的。试问，君主对百姓的爱，怎会超过父母对子女的爱？父女间都未必能相处和睦，君主又怎能保证与百姓不发生纠纷，还能使国家井然有序呢？所以，只有“依法行刑”才是最好的办法。

如果施予贫困，则无功的人也可以受赏，那么人民就不会努力建功；如果不忍诛罚，则混乱永无停止，那么国家将难以安定。

严刑峻法虽然是“民之所恶”，但是可以治国。因此，韩非力主“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