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古时代的神话中，人们最为崇拜的就是“龙”了，据史料记载：龙崇拜源于原始历法的龙星记时制度，龙的原型即四像中的东方苍龙群星，龙星周天运行，春、夏、秋、冬四时分居东、西、南、北四方，正与农时周期相始终，因而成为古人了解时间和岁时的主要依据，并成为天道自然的体现，成为古人万民共瞻的神圣象征，商周二代作为王者标志的龙旗上描绘的就是龙星，龙星之被命名为“龙”（虫），则与龙星被作为昆虫惊蛰的标志有关。 龙之为物神矣！神龙在华夏先民的信仰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古史传说中的神王如伏羲、女娲、神农、黄帝等很多都是人首龙身的“龙体”，神话传说中常见神龙变幻莫测的踪迹，古代器物中更是在在可睹其夭矫蜿蜒的身影，人间的典章制度也留下了龙的神秘印记。 在中国传统话语中，龙是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象征，与天子权力相关的一切都被饰以龙章、冠以龙名，比如龙衮、龙旗、龙位、龙颜、龙威之类，最高统治者俨然就是“真龙天子”，对于龙的崇信和敬畏，早已潜移默化变成了华夏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族类认同感，流淌在每一个华夏子孙的血液里，成为我们民族世代相承、绵绵不绝的精神血脉和文化基因，以至于我们甚至以“龙的传人”自居。可以说，龙的神话与信仰，作为一个华夏民族自我认同的宏大叙事和伟大传统，深深地塑造了华夏民族的民族性格和历史命运，因此，透彻地理解龙崇拜和神话的来龙去脉，对于华夏民族的自我理解至关重要。 迄今为止，龙崇拜的文化渊源仍是一个令人迷惑的问题，甚至连与此相关的一些基本问题都没有解决，比如：龙是什么？是一种曾经存在过的真实之物，抑或仅仅是古人凭空捏造的想象之物？如果是真实之物，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如果是想象之物，那么古人何以要捏造这样一个莫须有的神物？是纯属无知的狂想，抑或有深意存焉？他们想象的依据和宗旨何在？文献关于龙的记载千头万绪，这些是同一种文化传统的繁化分衍？还是不同文化传统的殊途同归？抑或并行不悖，各有源流，不能混为一团？由于古代文献中关于龙的话语纷繁歧互，更由于古往今来学者们关于龙的言说和解释众声嘈杂。因此，在着手从古代文献记载中稽考龙的之前，首先必须立稳脚跟，明确宗旨，准确把握龙崇拜的实质，才不致于迷失于文献错综复杂的头绪之中。 近世以来，随着考古学的发达，出土古物中龙的形象层出不穷，千姿百态，使龙的研究变得益发令人眼花缭乱。中国考古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以证明古史为宗旨，因此，出土的龙形图像和器物也被用来参证文献中关于龙的记载，随着“龙”器物络绎不绝地重建天光，对于龙崇拜和神话的文化渊源的研究，越来越倚重于美术和器物考古学的成果，文献学的考证反倒流为辅助手段。 但是，那些器物和图像要能跟文献记载相参互证，必须首先经过识别和解读，才能与文献记载“对号入座”。可是，那些出土的动物图像中，哪些是龙？哪些不是龙？仅仅因为它们具有长而弯曲的身形或者爬虫的形态，就断定其为龙吗？迄今为止，考古学家几乎在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的所有文化层中都发现了龙形器物和图像，而这些龙形器物和图像又分布在从北方草原文化到南方稻作文化几乎遍布中国疆域的所有文化区内。 相对于考古文化漫长的年代和广大的地域，传世文献毕竟仅仅是一个相当短促的历史时期和相当狭小的文化地域中的产物，两者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无法对位。既然在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之间存在着如此巨大的时空错位，那么，凭什么说出现在上下几千年、分布于天南地北的千姿百态的“龙”，就是先秦汉语文献中记载和描述的龙呢？ 上古时代星布四方的华夏先民诸族群能够形成一种统一的至少是相通的龙崇拜吗？谁敢说今人视为龙的古物图像在古人眼里也被视为龙，就是古代文献中所谓的龙，而不会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象征物？只要这些问题依然被置而不论，出土器物就非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倒适足以令研究者左盼右顾，无所适从。这意味着，出土器物愈是丰富，愈是要求准确而全面地理解和释读文献中关于龙的记载，文献记载的准确解读是利用出土器物和图像佐证文献的前提。 龙的信仰和神话是一种观念，而我们首先是从传世文献中认识这种观念的，只有通过对文献的解读准确地把握这种观念的实质，我们才知道在那些纷繁复杂的出土器物和图像中，那些才是与这种观念相关的、因而才是能够用来佐证这种观念的实物材料。 对于古老的历史，文献是主要的记忆手段，因此，研究像龙这样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的历史记忆，必须基于文献又回到文献（包括出土文献），那种轻视文献甚至摈弃文献而单纯倚重考古器物资料的研究取向，或许能够重建一个实证的过硬的考古文化景观，但是，那个全然建立于坛坛罐罐、残砖断瓦之上的景观又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何干？一个完全撇开文献传统而建立起来的所谓文化图景，又如何能增进我们对那些流传于简册和口碑中的古老信仰和观念（比如龙的信仰和神话）的理解？龙的信仰和神话一直是神话学和民俗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而神话学和民俗学研究对田野民俗志和民族志的应用，使问题变得愈加复杂。 除了汉民族之外，世界上其他许多民族的信仰、神话和民俗中都有和汉语的“龙”相类似的神异动物，这些神异动物在许多方面与龙不谋而合，但在许多方面又与龙大相径庭。更重要的是，每个民族关于其独具的神异动物的信仰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宗教和民俗语境，从而导致不同民族的这类神异动物貌合而神离，其文化和精神内涵迥异其趣。 但是，比较神话学和比较民俗学研究却往往完全忽视这种文化背景上的差异，瞒天过海，天马行空，想当然地把其他民族与“龙”相类似的动物认同为龙，翻译为“龙”，然后把这些各有千秋的所谓“龙”和神话与汉语古典文献中的龙生硬牵合，横生枝节，古代文献中关于“龙”的记载的真面目愈发被涂抹得面目全非、恍惚难辨。 例如，欧洲神话和童话中常见的“dragon”，和东方神龙一样，也是一种变幻莫测、匪夷所思的神异动物，但是，西方的“dragon”不能兴云作雨，反倒常常喷火吐焰，却与东方的龙势若冰炭，更重要的是，东方的龙是造福人间、令人敬仰的吉祥之物，而西方的“dragon”却是作恶多端、令人生畏的恐怖怪兽，两者一为水，一为火，一为神，一为魔，貌虽合而神实离，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研究者对两者之间的巨大区别视而不见，直把“dragon”比作龙，径将“dragon”译为“龙”，甚而至于有的学者竟据此推断中国的龙崇拜是源于西方。华夏民族的神圣象征和图腾竟然是从西方借来的，于情于理，谁其能信？古人把佛典中行云布雨之神译为“龙王”，今人望文生义地把它和龙混为一谈，犯的也是同样的指鹿为马的毛病。 诸如此类置文化背景和文献语境于不顾，生拉硬扯、凭空牵合的毛病，在关于龙崇拜的民俗学和神话学研究中可以说屡见不鲜。用田野民俗志和民族志的材料，作为活生生的“第三重证据”，和被视为“第二重证据”的考古学材料一样，用得好，可以别开生面，给文献研究带来意想不到的启迪，而如果漠视文化脉络和语境的可比性，一味生搬硬套，非但无助于文献的解读和理解，反倒适得其反，越说离题越远。 龙作为一种神圣生物，仅仅是一种文化意象，是意识形态，而非自然现象，是古人缘于制度和习俗的虚构，而非基于对自然生物的真实写照，因此，其来龙去脉只能求之于古代制度和习俗，而不应求之于自然世界。但有一班半瓶醋的所谓学者，既缺乏通达的人文素养，又缺乏健全的科学理性，对自然科学知识也是一知半解，把人文现象和自然现象混为一谈，纷纷从化石考古学、古地质学、古生物学、动物学等现代自然科学入手探究龙的原型，或以龙为鳄鱼，或以龙为巨蟒，或以龙为蜥蜴，或以龙为长颈鹿，甚而至于以龙为早已灭绝的侏罗纪巨兽恐龙，还有的干脆说龙就是人的，各种非常奇怪之论，争奇斗艳，层出不穷。 然而，与人类生活漠不相关的蟒蛇、蜥蜴缘何能够成为先民崇祀、敬仰的对象并被世代流传而为神话？人类又缘何认识早已灭绝的侏罗纪动物恐龙？诸如此类的所谓研究，尽管标榜科学的旗号，却全然不顾最基本的科学常识和人情世故，直把科学变成戏法，研究变成猜谜，一无足取，置之不理可也。总之，对于文献记载、出土龙形器物和图像以及田野民俗志和民族志的误解和滥用交织在一起，导致了迄今关于龙崇拜和神话的研究依然云山雾罩，研究者陷于重重迷障之中无以自拔，而龙的依然是晦暗不明。 龙崇拜研究饰伪丛生的症结在于，研究者从一开始就对龙的文化脉络和整体语境缺乏清醒把握，从而在研究过程中瞎子摸象。因此，在着手探讨龙崇拜的文化原型之前，首先应该明确研究的对象的文脉和语境。我们所感兴趣的，不是后人种种关于龙的说辞，也不是异族他乡的种种所谓龙崇拜，而是作为华夏先民崇拜对象的龙，被华夏先民视为吉祥、奉为神物、乃至标榜为民族象征（图腾）的龙，即早期汉语典籍中被崇信的龙。龙，作为华夏族群古老的历史记忆和自我认同的象征，这才是传统意识和民众俗信中龙的精神原型，而考索此种精神原型的来龙去脉，才是龙研究的宗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