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宋襄公竟成为春秋五霸？真的是猫哭耗子啊！

我要聊一聊春秋五霸之一的宋襄公。说实话，对于“五霸”这个概念，多种说法真的让人眼花缭乱啊。据班固的《汉书注·诸侯王表》，五霸分别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和吴王夫差。然而，唐朝人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则把五霸改成了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和宋襄公。不过，这两种说法中，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以及宋襄公似乎是都被认可的。至于楚庄王和吴王夫差，那就会因为不同人的观点而不同解释了。不得不说，《史记索隐》的影响确实非常大，很多人误以为其观点和司马迁是一样的。总之，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以及宋襄公，这四位在“五霸”这个概念中都有特别的地位。说实话，除了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之外，宋襄公反而成为了一个备受质疑的人物。从我的角度来看，宋襄公确实行事窝囊无能，举止也迂腐、蠢笨，总是做出让人啼笑皆非的决策，成为了现代人眼中最喜欢拿来取笑的历史人物之一。因此，为什么他会成为一位“霸”呢？其实，这是因为我们现代人对于“霸”这个概念的理解出现了误解。在现代的用法中，常见的是“霸占”、“霸权”、“霸道”、“霸王”、“恶霸”、“霸气侧漏”等含义。显而易见，凡是被称作“霸”的人都是强者中的强者，拥有着悍勇凶猛的形象。然而，如果我们仔细查阅字典，便不难发现，“霸王”这个词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负面意义。基于“霸”之本义“有余力超群”，“霸王”便是指得志于天下，实力强大的王者。因此，宋襄公虽然不被现代人所认可，但从历史角度来看，他的确有着卓越的领导才能，因而被视为“春秋五霸”之一并不冤枉。在我们现代社会，当我们听到“霸”这个词汇时，往往会联想到一些依仗权势或武力欺压他人的人。例如，历史上非常出名的“西楚霸王”项羽，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凶残的角色。他力拔山兮气盖世，喑哑叱咤，千人皆废。与之相比，我们看到宋襄公，他行事拖泥带水，经常被别人欺负和捉弄，软得像一条鼻涕虫。所以，他就算是再怎么样，也与“西楚霸王”项羽无法相提并论。 但是，我们需要意识到的是，在古代，“霸”这个词实际上是“伯”字的通假字。那么，“伯”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它指的是哥哥、长子，也就是排行第一的人。换言之，现在我们所说的“霸”，直接可以理解为“老大”。 因此，在古代， “霸”这个词并没有我们现在所认为的那么负面。它是春秋时期诸侯中排名最靠前的人的代称。我们所说的“春秋五霸”，其中的“霸”就是指上述意义，是指那些春秋时期排名最高、实力最强的诸侯。说起来，其实在“西楚霸王”这个词汇中的“霸”，其实是指项羽在裂天下后被封为王侯之后，他在诸王之中排名最高、地位最尊贵的那个，也就是诸侯之长的意思。这一点必须要强调，这并不是我胡乱臆想出来的，而是在经典著作《孟子》中有权威解释：“霸者，长也。言为诸侯之长。” 因此，所谓的“春秋五霸”中的“霸”，其实并不是指一个人的凶狠、霸道、或是霸气侧漏之类。它指的是，在春秋时期，众多被封为诸侯的人之中，有一位排名最高、地位最尊贵的人，也就是诸侯之长。当然，这个人的地位是否位居众诸侯国中的老大，并不只取决于其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班固的《白虎通·号》中也告诉我们，做为“伯”的人应该具备行方伯之职，能够主持诸侯的会盟和朝见天子等事宜，并且不会失去臣子的本分。因此，只有这个人具备这些标准，才能被称为“春秋五霸”之一，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在《礼记·王制》中，我们可以看到“伯”这个词的出处，本指千里之外的一方诸侯之长，在春秋时期就变成了指位居所有诸侯中最高、最尊贵的那个人。 周平王东迁之后，天子的权力大为削弱，众诸侯也无法被统一纪律，于是就纷纷开始争当“老大”，一时之间频繁制定“号令诸侯，匡护王室”的计划，这种现象最终导致王权陵替，哪些人对于政治的控制就得到了机会。 《史记·周本纪》就是以此为背景而写的：“平王时期，周室日益衰落，众诸侯的势力渐渐壮大，其中以齐国、楚国、秦国和晋国最为著名，政治地位由方伯或伯父来掌管。” 那么，为了成为“方伯”或者说“霸主”，就必须要达到班固在《白虎通·号》中所述的“会诸侯”、“朝天子”以及“不失人臣之义”这三个方面的要求。 “会诸侯”是指必须拥有号令诸侯的能力；“朝天子”则要匡扶王室，不得实行篡弑之事——不能弑杀周王或篡夺周王的地位，还要杜绝各诸侯再次发生此类恶性事件；至于“不失人臣之义”，则是要在尊王的前提下，坚持周朝礼制的运行，不仅自己要实施仁义，也希望成为施行仁义的典范。如果我们要评价春秋时期诸侯国的“霸主”，最突出的当属齐桓公。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在葵丘会盟的时候，甚至把各个诸侯国召集在一起，周王室也派人来参加。他不仅让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加繁荣昌盛，还带领并约束其他的诸侯国履行仁义。 毫无疑问，齐桓公是当时“春秋五霸”中的典范。不过，晋文公也做得不错，他在践土（今河南广武）与诸侯会盟的时候，周襄王也亲自前来助阵，还封他为“侯伯”，赐予黑红两色的弓箭，让他有权征服其他国家，替天子教训那些不听话的诸侯国。 所以，从古至今，无论是哪个版本的“春秋五霸”，齐桓公与晋文公必定位列其中。 那么，那宋襄公在这个评选中做得如何呢？我们不妨来简单剖析一下。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会诸侯”这一点。 根据史书记载，齐桓公晚年昏庸无能，宠信易牙、竖刁等小人，同时被管仲去世后，国内也陷于忧患之中，最终齐桓公悲惨饿死。在他死去之后，齐国内部陷入了大混乱，他的几个儿子也纷纷称王称霸，各打各的，加上其他国家的各种侵略，齐国终于在一片混乱中结束了它的“霸主”时期。因此，可以说，宋襄公在“会诸侯”这一点上并没有做得很好。当时齐国内部为了争夺君位而愈演愈烈，易牙和竖刁支持公子无亏成为国君，但齐桓公早先与管仲立下了昭为太子。所以，太子昭没有办法在齐国内站稳脚跟，只得逃到宋国寻求帮助。 所幸宋襄公一向以仁义著称，齐桓公在世时就对他非常欣赏，因此太子昭求助于他也情有可原。那么，宋襄公的仁义表现在哪儿呢？这里举个例子：宋襄公的哥哥目夷虽然是个才华出众的人，但却是庶子。相比之下，宋襄公虽是嫡子，但却认为自己的才华不及哥哥，在父亲宋桓公病倒时，就有意把自己的太子位让给哥哥。然而，这一举动却受到了宋桓公的反对。宋桓公去世后，最终还是宋襄公成为了宋国的君主。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听闻宋襄公让位的事情，对这位年轻人非常感兴趣，于是在举办“葵丘会盟”的时候，见到了他。齐桓公拉着他的手，和他做了一番亲切的交谈，并将太子昭托付给了他。如今，太子昭碰上了难题，需要我的帮助。太子昭投奔了我宋襄公，事实证明齐桓公没有看错人，太子昭也没找错人。 我坚定地站在太子昭这一边，坚决维护周朝礼制。我的第一步，便是亲自出面约集天下的诸侯，号召各国合力协助太子昭回齐国当国君。按照当时的周朝礼制，齐国内部那些与太子昭争夺国君之位的人，都属于乱臣贼子。这么做不仅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更是站在正义的一边。 但大部分诸侯都不太理我，只有卫、曹、邾几个小国如约而来。这些诸侯认为我宋襄公“人微言轻”，没有资格号令他们。 我不是傻子，也知道自己实力有限，不敢对晋、楚等大国妄动。但为了树立威望，我扣押了迟到的滕宣公，处死了鄫国国君，此举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派了一波信号出去。 最重要的是，我带着卫、曹、邾几个小国共同联合起来的军队，迅速平定了齐国内部的乱局，恢复了社会秩序。我通过拥立太子昭当上了齐国君主，这一举动可谓不得了。 齐国的齐桓公是天下霸主，现在齐国的太子昭靠着我的帮助上位，齐国百姓尊崇我，我的名望自然也水涨船高。 周王室分封各诸侯，那么各诸侯内部出现的纷争，周王室应该出面调停。但是，现在周王室衰微，根本无法应对。因此，我的挺身而出算是为周王室代劳，替周王室分忧。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算得上是“尊王”和“朝天子”了。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在“不失人臣之义”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出色。 当初拥立了齐孝公后，我感觉良好，有种自己已经接替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了。从此被视为霸主，当仁不让地向诸侯发出会盟邀请。 总之，我宋襄公的这些举动都是为的是维护天下的和平和稳定。我宋襄公跟各诸侯约定于秋天在盂地会盟。 在前往会盟的路上，有人提醒我务必带上军队保护自己。但我过于自信，认为以我诚待天下人，天下人必定以诚对待我。可惜我成了背信弃义的楚王的囚犯。 这也为泓水之战埋下了伏笔。在泓水之战中，我仍然坚持高举“仁义”大旗，不肯乘楚军渡河时攻打，也不肯趁楚军登陆后队列溃散时攻打，失去了胜利的机会，最终被楚军打败。 在战斗中我也受了伤，次年，我在身体和心灵的双重创伤中去世。 现在很多人都嘲笑我在泓水之战中表现愚蠢、迂腐。殊不知，这正是我高贵品质所在。 在西周时代，周天子还有能力管制和约束天下诸侯的时代，因为天下诸侯多为姬姓子孙，即诸侯国之争就是兄弟之争，不想因为打仗而毁伤了和气，制定了一系列打仗规则，其中包括禁止攻打另一个国家的关城、连日作战等等。我坚守这些规则和价值观，即使对自己有利也不愿违背，这正是我的高贵所在。我知道，在古代战争时，会有不同的礼数和规矩来限制交战的方式。 我的先代宋襄公提出的“不重伤，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此外，还有其他规定，如要在战前发出约战文书，约定好打仗的时间、地点，以及双方交战的人数必须相等，不能以多对少，更不能搞偷袭战。战斗时，只能与正面之敌交手。如果要打第二回合，就必须等彼此都整理好队伍再进行，不能再攻击已经倒地的敌人，也不能再打已经受伤的敌人。追敌不能超过五十步。在战场上遇到对面的诸侯和王，要下车行礼等等。 宋襄公的表现，就是“不失人臣之义”的集中表现。 但是，宋襄公迎战楚军的时代已经是东周，周室衰微，王纲解纽，是孔子所悲呼的“礼崩乐坏”的时代。 在这个“失序”的时代，宋襄公仍然遵守规矩，循规蹈矩地与被称为“南蛮”的楚军交战，可惜吃了败仗。我知道他也因此遭到了后人的讥笑，但在当时，他是坚守原则、守护礼法的代表。我知道，宋襄公失败了，但是他的言行却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司马迁对宋襄公的失败深为惋惜，说：“襄公既败於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襃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所以，把宋襄公列入“春秋五霸”之中，还是非常合理的。 我知道，失败并不可耻，但放弃原则才是真正的可耻。宋襄公在他生命中坚持了他的原则和价值，这是他的真正成功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