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和包拯都是北宋仁宗时期的名臣，欧阳修在文学上更是负有盛名。为什么欧阳修要以包拯“素少学问”来指责他呢？难道他真的嫌弃包拯学问少？难道是他和包拯不和关系紧张？
“拯性好刚，天姿峭直，然素少学问，朝廷事体，或有不思。”
欧阳修在《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中以素少学问来包拯。这也是后来很多人断章取义认为包拯“没有学问”甚至是“不学无术”，是被民间完全神话的人物，甚至还有人以此引申出包括欧阳修在内的当时的著名士大夫都看不起包拯等等。
公元999年包拯出生于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东)一个耕读之家。从族谱可知是楚国忠臣申包胥第三十五代孙。父亲包令仪是进士出身。官至虞部员外郎，晚年致仕移家合肥城内居住。包拯在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考中进士。因父母年迈，包拯不忍离父母太远，于是包拯就辞去官职，回家赡养父母。直到他的父母相继过世，包拯守孝满后，直到景佑四年(1037年)包拯才赴京听选，获授天长(今属安徽)知县。
当时，时任宰相的吕夷简听说了包拯的事迹，知道他舍仕途而行孝道，侍奉父母10年，直到父母相继过世后才重新出来做官，早就想见见这位大孝子了。刚好包拯进京接受任命，住的地方靠近吕夷简的官邸，他以为按照官场惯例，包拯应该会来拜见他以寻求他的认可和关照。谁知包拯过相府而不入，接过任命就直接上任去了。
包拯在地方任上，廉洁公正、铁面无私，且英明决断，敢于替百姓申不平，更是为百姓办了很多实事。后入京任监察御史，更是立朝刚毅，不畏权贵，多次皇亲国戚、达官显贵。最后都达到了目的。因为孤直的包拯不达目的不罢手，一个人可多达7次，直到皇帝将其人罢官为止。
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宋史》
后来暂代理开封府时，包拯整顿吏风，改革诉讼制度。大开正门，设鸣冤鼓。使告状者可直接至公堂见官纳状，自陈冤屈，于是审案也更能公正合理。以前告状的人，必须先将状纸交给守门的府吏，再由府吏转呈，由于告状的人不能直接面见官员，府吏往往借此敲诈勒索，营私舞弊，而有冤屈者常因送不起钱财而告状无门。包拯革除此弊，故有包青天及包公之名。后世更是将他奉为神明崇拜。
1059年，时任三司使的张方平由于买土豪的财产以权谋私，被包拯上疏将其免官；由宋祁接任，包拯又宋祁彻夜喝酒，不足以担任；宋祁被免后，由于太频繁的更替人员，导致这个财政部长的职位无人敢轻举妄动。就在这时，皇帝却任命由包拯以枢密直学士之职暂任三司使。而包拯也是立即受命毫不推辞。
这就有点微妙了，包拯连续两次把人从这个职位上下去，转而自己却坐上去了。因此，引得他人议论纷纷，觉得包拯是不是自己贪图这个位置才把别人下去的。对此，欧阳修就上了《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包拯，说包拯性格直学问少，认为包拯不适合接任这个职位。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表面上看是欧阳修指责包拯性格刚直，学问不深，其实并不是真的说包拯学问少的问题，包拯也是堂堂正正的进士及第，虽然不能和他这种大文豪相比，但是文化底子是没问题的，他其实是知道包拯对于人情世故不太精通，对于古代士大夫的风度，礼法和规矩不够熟悉和掌握。对于包拯的人品，欧阳修是非常信任的，但他不愿包拯因为不避嫌而影响了他的好名声。
“伏见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为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然，以谓朝廷贪拯之材，而不为拯惜名节。然犹冀拯能执节守义，坚让以避嫌疑，而为朝廷惜事体。”——《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
整篇看下来，看似批判，实际是在保护包拯。避免包拯患了官场的大忌讳。包拯因为自己的清心直道，自觉品行端正，也绝不会做出贪赃枉法的事情来，就一口答应了，觉得自己也是能胜任三司使的，现在听欧阳修的一席话也就醒悟过来了。马上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然后马上闭门反省不上朝，也不接受朝廷对他三司使的任命。但是仁宗却非常信任包拯，他觉得这个职务非包拯莫属，别人不放心，最后事情拖了一年多，包拯还是“”上任。
包拯一生就像他在任上写的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正直刚强，清心直道，独来独往。
也庆幸包拯生在那个清明的时代，有欧阳修那样的君子同僚帮助点拨他，也有宋仁宗这样的贤君信任重用他，那时期的君明臣贤的良好风气真是令人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