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以为是个人文历史“小行家”的我趁着今天的空闲时间吸了一堆史料，结果就让我找到了这个让我产生了强烈共鸣的史学案例。就是这里提到的唐代婚姻集团，其中涉及到的权力博弈和政治利益竞争，俨然成为了唐代统治和文治的缩影。据陈寅恪在《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中所述，唐朝皇室的择偶对象最开始是以关陇集团为主，毕竟这是他们起家的地方嘛。但自从武则天进宫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山东集团于是成为了唐朝皇室新的联姻对象，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因此也应运而生。而且，在此期间，唐代的文治武功也正值极盛期，这个集团如此之强大也与此不无关联。可惜的是，在安史之乱后，这个集团的势力跟着渐渐衰落了，接踵而来的是李唐中央政权全面失去了统治全国的实际能力。不得不说啊，历史总是这么充满戏剧性，但又如此的残酷。我听一位历史爱好者讲了关于少数民族王朝的世婚制度，感觉如梦初醒。原来，在封建王朝时代，无论是中原王朝还是少数民族王朝，皇室集团都试图通过婚姻的纽带来强化势力，以构成一个更加坚实的联盟基础。但是，少数民族王朝与中原王朝有所不同的是，他们往往会通过世婚制来形成一个稳定的婚姻集团。也就是，世婚形式的后妃制度并不需要去外面寻找，并且只在族中遴选。这种世婚制的出现，可以从许多角度来理解。例如，从婚姻形态的进化角度来看，世婚制很明显有着传统族外婚姻的痕迹，即男性必须从对方族群中选择配偶。这种世婚制与这些少数民族王朝刚刚跨越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时密切相关。从政治统治角度来看，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皇室一方面迫切需要加强与自己利益相关、休戚与共的部族的联盟，以便扩大和巩固其王朝实现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则出于维护皇室血缘上的纯粹性和控制权利的目的。增强皇室的血缘纽带对少数民族王朝来说尤为重要啊！我明白了，对于一些王朝来说，保持洁性极其重要，这意味着他们不允许继承者在血统上掺杂被统治民族的成分。世婚制是一种交换婚姻方式，比如在西周时期，姬、姜两姓就世代为婚。这种婚姻制度在周天子时期被普遍确立下来。然而，自秦汉以后，汉族王朝和少数族王朝使用严格的世婚制的并不常见。唯独辽、金、元、清四代有较多记录。其中，辽代的世婚制最为典型，金、元次之，而清朝在入关以前有一定的世婚倾向，但并未确立为严格的制度。
以契丹族建国的辽朝，因为突厥旧俗称皇后为“可敦”，而契丹语则是“忒里蹇”，尊称作“耨斡麽”。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建国过程中，其妻淳钦皇后述律平来自大族庭。她既能够在帷幄之中施展智慧，又能够鞍马征战，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她的儿子辽太宗曾经说过：“太后的家族很大，像古柏的根一样坚固不动。”因此，阿保机不得不依赖于后族，建立国家，同时规定：王族只能和后族通婚，其他人不能和二族通婚。我学到了一些有关阿保机和辽朝的历史。原来，阿保机非常仰慕汉高祖刘邦，所以决定以刘姓尊称耶律氏，同时称后族为萧姓，以比拟汉朝的相国萧何。契丹族萧姓包括乙室氏和拔里氏，可能是述律后的父亲和母亲的前夫之族的两个部分。因此，萧姓成为辽朝后族的多数，并世代担任宰相之选。契丹公主也多嫁与萧姓，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婚姻集团。这样一来，帝后的婚姻与君臣之间也紧密关联。
当然，在辽朝，只有皇后必须册选萧姓，妃嫔中也偶然会有异姓异族者。例如，辽世宗的甄妃来自五代后唐的宫人，被世宗南征时俘获。她已经四十一岁了，但是可能因为姿色不减反增而深受宠遇。世宗登基后，甄妃甚至一度被册立为皇后。《辽史》和《契丹国志》的《后妃传》中都有关于甄氏被册立为后的记载。然而，《辽史·后妃传》又说，世宗在天禄四年(950年)册立了述律后的弟弟萧阿古只之女为后。萧氏和甄氏在察割内乱中同归于尽，之后又册立了一位后，但是其背后的原委并未被《辽史》详细记录。我了解到，对于甄氏被册立为后的问题，《后妃传》中列出她的名字仅是妃，并不是后。也许是在萧氏被册立为后后，甄氏被废除了。至于甄氏被册立后没有在本纪中被记录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一举动违反了传统的规定。这说明，这个例外最终还是服从了以萧氏为后的通例。
我还了解到，在金朝，完颜皇室规定不与庶族通婚，但是世婚制的后族范围比辽朝广泛一些，不过仍有特定的部族限制。《金史·后妃传》指出：“国朝故事，皆徒单、唐括、蒲察、拏懒、仆散、纥石烈、乌林答、乌古论诸部之家，世为婚姻，娶后尚主。”根据《金史·徒单铭传》的记载，与近代皇室完颜氏通婚的还有裴满氏等几个姓氏。这些都是女真贵族，所以“天子娶后必于是，公主下嫁必于是”。在金朝，皇室世婚的姓氏比辽朝多一些，而在追尊为皇后或册立为元妃的名单中，也有一些汉人或其他姓氏的名字。例如，金章宗有个宠妃叫李师儿，来自监户之家。在金代，掳获或因犯罪被追究的妇女在战争中被选中送到宫监，罚作奴婢。李师儿最初是宫监中的一名婢女，这算是最卑微贱下的身份了。但是她聪明机智，能言善辩，又通文识字，能写歌诗文章，最受金章宗宠爱。我了解到，在金章宗时期，他的元配在他即位前去世，中宫空置多年。章宗本想立李师儿为中宫皇后，但是大臣们坚决反对，提出了数次谏言，章宗感到无能为力，只能将她封为元妃，名位仅次于皇后。这说明，金代官方只能从女真贵族中挑选皇后。在章宗时期，汉化日益加速，他命令各王储选取普通百姓的女子，以便能够繁衍子嗣。因此，在宣宗登基前，他曾迎汉族王氏姐妹为妃，后来将妹妹册为皇后，赐姓温敦氏。这也算是对世婚制的一种变通吧！
我还了解到，成吉思汗在起义统一各部之后，依赖于弘吉剌部族，并立弘吉剌氏女孛儿台旭真为皇后。据说，那时他与这个部族的首领达成了一项共同争取天下的协议，其中有这样的约定：“弘吉剌氏，生女，世代为后；生男，便立为公主。”因此，蒙古帝后中大多数出自弘吉剌氏。蒙古帝后的世婚制度虽然与辽、金相似，但是在实践中似乎不那么严格。例如，窝阔台汗的皇后不是弘吉剌氏，而是马真氏，而元英宗的皇后则是亦启烈氏。我了解到，在满清入关前，我们的皇室主要通过与蒙古联姻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这是因为两族在地理位置上彼此毗邻，民族习俗大致相同，目标也大致相似。然而，由于蒙古部族众多，有些部族与我们的爱新觉罗氏存在利益上的矛盾甚至敌对，所以满蒙联姻只能选择一些相对稳定的通婚族群，例如科尔沁部的博尔济吉特氏，清初的后妃中很多就来自这个姓氏。据《清史稿·后妃传》所记载，清太祖有一位妃嫔、清太宗有两位皇后和四位妃嫔、清世祖也有两位皇后和两位妃嫔，所有这些皇后妃嫔的出身都是博尔济吉特氏。而在清初下嫁的六十一位公主中，有三十一位嫁给了博尔济吉特氏。由此可见，在入关以前以及清初时期，满清爱新觉罗皇室与蒙古博尔济吉特氏构成了相当稳定的婚姻集团。虽然这种满蒙联姻还不能完全称之为严格的世婚制，但它确实体现了类似的趋势。满清入关后，这种联姻逐渐淡化，清圣祖及其后继者的后妃选配中，博尔济吉特氏的地位变得不那么重要。这与我们的皇室开始选取整个满、蒙、汉八旗女子作为后妃的对象有关。我认为，无论是李武韦杨的婚姻集团，还是辽、金、元、清的世婚制度，实际上都是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联姻关系。对于君主制国家来说，这种联姻方式或许有助于巩固政权，但有时也会带来削弱政权的不利因素。因此，利弊兼有，君主国家在选择联姻时必须慎重考虑。然而，对于被牵涉进这种联姻中的后妃而言，她们只是一根增强联盟的筹码，一枚被任意摆布的棋子。在本质上来说，她们与其他方式联姻的后妃命运无异，只能忍受着君主政体下后妃制度所带来的不幸和残酷。对于所有后妃来说，这种制度都不道德、不人道，是无法改变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