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进士翰林出身的蔡元培，其实是狂热的外语爱好者。他先后学习过日语、英语、拉丁语、德语，还是中国世界语的积极倡导者。他能娴熟运用日语和德语翻译异域文献，先后在绍兴中西学堂规划外语教学、在南洋公学特班教授日汉翻译课程。
1907至1911年他留学德国，前后修习了约40门课程，所选课程涉及哲学及哲学史、心理学、德国文化史、文学、艺术等。”日前，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邹振环以“蔡元培的外语生活与兼容并包的文化思想”为题，亮相纪念蔡元培诞辰150周年系列讲座现场。
蔡元培曾于1913年、1920至1921年两次赴法国考察，体验法语生活。他强调，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兼容并包之文心，很难在文化发展上有所突破。而中国的外语教育，应培养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人。而外语学习，也贯穿了他的一生。
作为翰林院编修，蔡元培并不满足于当“声闻当代、朝野争相结纳”的名士，他迫切地想了解域外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特别是甲午战争使蔡元培感到震惊，他的日记中有许多段落记载了这一战事的演进。邹振环谈到，蔡元培学外语大约开始在甲午战后，最早学习的是英语。
“但在当时以经学为中心的知识结构中，外语并不被认为是士大夫应具备的重要的知识和技能，真正有志学习者只是凤毛麟角。”邹振环举例说，明末无论是对西学非常向往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在朝官员，还是瞿太素、徐霞客、宋应星等对西学颇感兴趣的民间学者，都没有学习外语的意愿和经历；即使清朝从事考据的大家，如顾炎武、钱大昕、戴震等，似乎也没有想到要在学习外语文字上下点力气。
但同为新科进士的蔡元培和张元济，却能够放下架子自己学外文，还创办西学堂，组织大家一起来学外语，实属难能可贵之举。除了学习西国语言外，蔡元培也取法日本，学习日文。1901年9月13日蔡元培被聘为南洋公学特班的教习，他孜孜推动日语学习。次年，36岁蔡元培拜马相伯为师，学习拉丁语。
在广泛阅读日文书籍的过程中，蔡元培萌发了留学德国的想法。邹振环谈到，1907至1926年蔡元培先后五次出国，留居国外长达近10年之久。第一次即1907年担任驻德公使孙宝琦的职员，同时他在海外为商务印书馆编写教科书。
商务印书馆能够每月送编译费100元，也是基于对蔡元培学习德语和德国文化的的理解和支持。1908年10月他进入德国莱比锡大学，至1911年11月13日离开柏林，蔡元培回国之前，共修习了约40门课程，平均每学期6门，所选课程涉及哲学及哲学史、心理学、德国文化史、美学和艺术史等。
在德国留学期间，蔡元培的德语进步很快，1908年冬天已经开始选修德国哲学史和德语文学的课程，他大量选修了心理学课程。他还参阅日文译本，译出了泡尔生的德文原著《伦理学原理》，该书后来对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决定在北大开设世界语课，特地邀请了南方的世界语者孙国璋到北大担任世界语讲师，当时在北大选修世界语科的共有二百多人。为了解决世界语教材的缺乏，蔡元培请孙国璋把历年所用的讲义编成《世界语高等课本》《世界语高等字典》，并亲自为这两书写了序言。20世纪20年代初，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渐渐成了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摇篮，蔡元培发起成立了“北大世界语研究会”，使北大的世界语学员增加到六百余人。
1935年4月蔡元培在《假如我的年纪回到二十岁》一文中讲到自己“五十余岁，始兼治民族学，习一点法语。但我总觉得我所习的外国语太少太浅，不能畅读各国的文学原书。……若能回到二十岁，我一定要多学几种外国语，自英语、意大利语而外，希腊文与梵文，也要学的。”
为什么蔡元培如此痴迷学习外语？邹振环解释道：在蔡元培看来，学习一门外语就意味着学习跨文化的交往，学习另一种思维方式和习惯。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传达信息的工具和叙述的符号，语言也塑造那个使用其的世界。“外语学习几乎伴随着他勤奋学习的一生，可以说他是近代中国最早具有全球关怀的学者之一，深刻认识到学习外语对于理解外来文化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