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1008年8月5日－1075年8月8日），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北宋家、词人。
韩琦为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进士，历任将作监丞、开封府推官、右司谏等职。曾奉命救济四川饥民。宋夏战争爆发后，他与范仲淹率军防御西夏，在军中颇有声望，人称“韩范”。之后又与范仲淹、富弼等主持“庆历新政”，至仁宗末年拜相。
宋英宗时，参预调和帝后矛盾，确立储嗣之位。宋神宗即位后，坚辞相位，连判永兴军、相州等地，反对“熙宁变法”。累官永兴节度使、守司徒兼侍中，封爵魏国公。熙宁八年（1075年），韩琦去世，年六十八。
神宗为他御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追赠尚书令，谥号“忠献”，并准其配享宋英宗庙庭。宋徽宗时追封魏郡王。至清代，更先后从祀历代帝王庙及孔庙。
自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开始，韩琦开始了为时十年的宰相生涯。韩琦为相后，首先遇到一个大问题便是立储。
当时，仁宗因连失三子（杨王赵昉、雍王赵昕、荆王赵曦），心情沉重，身体一直不好。至和年间又因患病，无法御殿，而皇嗣又一直未立，朝廷内外深为担忧。
立储，是封建王朝的重大问题，因为它涉及到国家的安危，不少大臣尤其是包拯、范镇、司马光等人反复上奏，恳请仁宗及早立嗣，以固根本，但仁宗一直未允。如此拖延五、六年，立储之事仍未定下。
韩琦作为宰相，对立嗣之事十分关心，他趁朝中事态缓和、仁宗心平气静之际，建议道：“皇嗣者，天下巡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择宗室之贤者，以为宗庙社稷计？”但仁宗当时仍期待后宫能再生皇子，故而未置可否。
后来，有一天，韩琦手拿《汉书·孔光传》对仁宗说：“汉成帝即位二十五年无嗣，立弟之子定陶王为太子。成帝，中才之主，犹能之，以陛下之圣，何难哉！太祖为太子。太祖为天下虑、福流至今”、“愿陛下以太祖之心为心，则无不可者”。
在韩琦的极力劝说下，仁宗终于下定决心，于嘉祐七年（1062年）八月下诏，正式立堂兄、濮王赵允让之子赵宗实为皇太子，赐名曙。
次年（1063年）三月，仁宗去世，韩琦宣读遗制，赵曙继位，是为宋英宗。英宗的确立，韩琦赞辅应推首功。但他从不在别人面前夸耀此事，不把功劳记在自己身上。
英宗继位之初，就身患疾病，由曹太后垂帘听政。因英宗非仁宗亲生，即位后又想有所作为，而曹太后思想较为保守，加之个别内侍从中挑拨，致使两宫生隙。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很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危机。
韩琦作为宰相，为缓解两宫矛盾，解决危机，费尽了心力。他一面劝说太后，一面安慰英宗并以舜帝之孝谏曰：“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凯其余尽不孝也？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爱而子不失孝，乃可称耳。政恐陛下事太后未至，父母岂有不慈爱者！”
英宗听后，很受感悟，自此不再怨说太后，两宫关系渐趋和好。不久，曹太后撤帘还政，北宋最高统治集团之间的一场危机被妥善化解。
治平三年（1066年）十二月，英宗病重。韩琦作为宰相，又有考虑立储之事。他向英宗劝道：“陛下久不视朝，中外忧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众心”英宗同意，立颖王赵顼为皇太子。
次年（1067年）五月，英宗病逝，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
韩琦一生，历经北宋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亲身经历如抵御西夏、庆历新政等重要事件。他曾为相十载、辅佐三朝，也有被贬在外前后长达十几年的地方任职生涯。
在朝中，他运筹帷幄，使“朝迁清明，天下乐业”；在地方，他忠于职守，勤政爱民。是封建社会的官僚楷模。正如他本人所说：“人臣尽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败，天也，岂可豫忧其不济，遂轰不为哉！”
他不仅在北宋，而且在辽和西夏都有很高声望，“韩魏公元勋旧德，夷夏具瞻”，以致于“熙宁中留守北都，辽使每过境，必先戒其下曰‘韩丞相在此，无得过有呼索’，辽使与京尹书，故事，纸尾止押字，是时悉书名，其为辽人尊畏如此，每使至于国，必问侍中安否。”
在韩琦为相的十年中，既没有其前庆历新政那样急风暴雨改新，又没有其后王安石变法那样轰轰烈烈的变革。在宋英宗想有所振作改新的氛围下，韩琦的思想显得有些保守，未实行大的改革举措，也未能彻底扭转北宋的境况。
总的来说，韩琦仍是北宋中期的一位贤相，正如时人所言：“公自为相，即与当时诸公同力一德，谋议制作全补天下事。”
《韩魏公集·序》亦称：“公历事三朝，辅策二朝，功存社稷，天下后世，儿童走卒，感慕其名。”这是后人对他的评价，也是对韩琦本人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