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有一个民族像不列颠这样将女王置于历史舞台的核心，也少有一个国家如英国那样赋予女性如此崇高的地位。维多利亚不仅是女王的名字，她也是一个时代、一段历史的象征。
(作者： 张子恺，欧洲研究专家，著名作家)
2016年9月9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迎来了她在位的第23226天，这使她超越历史上的维多利亚女王，成为英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没有之一。自1952年2月6日继位以来，伊丽莎白二世长达63年的执政时代不仅是她个人的一部历史，也见证了战后以来英国和世界舞台的风云际会，起承转合。回溯她的曾曾祖母维多利亚女王，两位君主任期之和将超过125年。而更早的玛丽一世、伊丽莎白一世、玛丽二世和安妮女王，多在英国的历史上产生了关键性影响，至少她们在历代君主中并非可有可无的那一类。
于是我们会发现，罕有一个民族像不列颠这样将女王置于历史舞台的核心，也少有一个国家如英国那样赋予女性如此崇高的地位。维多利亚不仅是女王的名字，她也是一个时代、一段历史的象征，代表着英国最光辉灿烂的帝国时代。这个时代虽然远离我们一个多世纪，但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它遗留的种种印记;而穿过历史的云雾，我们又能看到在两位女王半个多世纪的时空间隔里，有着许多相似中的不同、不同里的相似。
始料未及的女王王位
古今中外似乎存在着某种迷局，即每当一个王朝步入晚期时，王位继承的父死子继规则常被兄终弟及所取代。中国的明清两代自不待言，法国历史上的卡佩、瓦卢瓦和波旁王朝都是以兄弟前后相继为王而终结。在这样的规律面前英国似乎概莫能外，尽管它有着女性继承权的悠久历史。
维多利亚女王的父亲肯特公爵(Dukeof Kent)是幼子，他和他的子女继承乔治三世王位的可能性原本很小。只是他的长兄乔治四世的独女夏洛特死后，国王的两个弟弟克拉伦斯公爵(Duke of Clarence)和肯特公爵即位的希望骤增。1830年，克拉伦斯公爵即位称威廉四世时已65岁，已无希望再拥有合法的婚生子女为继承人。而肯特公爵早在1820年因风寒病逝，所以他的女儿维多利亚就成了第一王位继承人。
威廉四世生前就对维多利亚的母亲非常反感，认为她权力欲极强且始终想控制未来的女王，故而他对侄女维多利亚说，希望自己能活到她成年以后，这样就能避免肯特公爵夫人成为摄政，对稚嫩的维多利亚产生影响。老国王的良苦用心没有白费：他在维多利亚成年后一个月才驾崩(1837年6月20日)，从而使年轻的女王能够完全行使君主的权力。
一百多年后，伊丽莎白二世的即位有着极为相似的处境。当她还是约克公爵乔治(即后来的乔治六世，即位前家人们亲切地唤他“伯蒂”)的掌上明珠时，她继承王位的希望也曾同样渺茫。无论是公爵本人还是伊丽莎白都未曾料到有朝一日将走向王座。直到1936年，伊丽莎白的伯父爱德华八世为了和一个女人结婚而放弃王位，才改变了约克公爵一家的命运，当时伊丽莎白年仅10岁(爱德华八世的惊人之举以“爱江山不爱美人”的传说而广为流布)。
不过，即便是“伯蒂”成为乔治六世后，女儿伊丽莎白也并没有成为确凿无疑的王位继承人。伊丽莎白女王的传记作者罗伯特·莱西说，当时的伊丽莎白公主是假定继承人而非明显继承人。这话该如何理解呢?乔治六世即位时刚年届四十，他仍可能与王后再生育一个儿子，如果那样的话伊丽莎白的继承权就必须为这个男孩让步。虽然伊丽莎白一直很希望自己拥有一个弟弟，但乔治六世夫妇似乎并不热心于此，国王本人对这个小小的、人口整齐的温馨家庭很满意，他也不喜欢由于改变现状而带来的混乱。后来的事实证明，虽然并非天生的王者，伊丽莎白二世在她延续至今的统治中都表明了她无愧于一个杰出君主的标准。
女王的婚姻和“熊孩子”们
“PrinceConsort”这个英语词组通常指当朝女王的丈夫，维多利亚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和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菲利普亲王都是所谓“Prince Consort”。
如果我们还记得维多利亚女王的家族来自于德国汉诺威，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她会选中这位德国的远房表亲。有些讽刺意味的是，阿尔伯特亲王的故乡萨克斯-科堡-哥达(Saxe-Coburg and Gotha)是德意志数不清的小公国中不太起眼的一个，而维多利亚登基时的英国已是欧洲和世界的霸主。男女双方“家庭背景”的落差似乎已为阿尔伯特设定了他在这段婚姻中的弱势地位，而独在异乡的冷暖也只有自己体会最真切。英国人向来反感外来势力干涉本国，这就更让阿尔伯特亲王处于孤立。新婚的女王夫妇并不如童话里王子公主那般甜蜜，有一次激烈争吵后阿尔伯特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维多利亚在门外暴跳如雷命令开门。亲王两次发问门外是谁，维多利亚两次回答“英国女王”，亲王都拒绝了。直到第三次女王回答说：“是我，你的妻子维多利亚”时，亲王总算为她开门。在经历了初期的冲突磨合以后，女王夫妇的感情才步入正轨。
菲利普亲王与伊丽莎白二世的婚姻，没有维多利亚夫妇那样充满戏剧性。女王与亲王订婚时她还没有继承王位，而菲利普亲王在王室中的地位也不似阿尔伯特那样尴尬。真正使女王的家庭生活为公众瞩目的，或许在于女王子女们的行为。
自从1981年查尔斯王储与戴安娜结婚以来，两人在情感上的纠葛就一直是英国各种小报和八卦新闻不衰的热点。而当查尔斯与卡米拉的婚外情曝光以后，面对公众媒体的戴安娜曾说过这样的话：“三个人的婚姻太拥挤了。”戴安娜王妃在1997年的突然离世，又一次将查尔斯和王室推至的风口浪尖。
不仅如此，女王的大女儿安妮公主在1992年离婚随后与蒂姆西·劳伦斯结合，而女王的次子约克公爵安德鲁也在1996年选择离婚，她四个子女中有三个人都出现了婚变，这不仅对王室的形象产生很大冲击，而且对于年事已高的女王来说是不小的挑战。王者之心不可轻易揣摩，女王夫妇究竟是在怎样的心境中面对子女们的一连串变故?这或许真的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好在女王的孙子威廉王子并不像父亲那样令人头疼，威廉夫妇积极的公众形象与个人品格似乎更多遗传了祖母，这给名誉屡遭重创的王室带来了新鲜血液和朝气。
无独有偶的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子、同样名为阿尔伯特的威尔士亲王在成为爱德华七世以前，就已被看作是行为荒唐放荡王子的代表。虽然他是第一个进入牛津大学的王储，但他与一个爱尔兰女演员的风流韵事把这点成绩一扫而光。维多利亚女王一直将丈夫的去世归咎于威尔士亲王，认为他的放荡使父亲忧心忡忡。阿尔伯特亲王去世后，女王之间的关系渐趋紧张，这种僵持一直延续到女王生命的最后。
其实，只要看看今天查尔斯王储的情形，我们就能明白作为高龄继承人内心的苦闷。古今中外的又一个通则，无外乎长寿君主的大龄太子们，这种焦急迫切而又无奈的心境，与当下许多大龄剩男剩女有些许神似。维多利亚的不和，使威尔士亲王这个角色有点滑稽，因为直到他50岁时女王才准许儿子参与政务。作为对母亲的软抵抗，亲王在婚后也没改变他放荡风流的做派。有些事似乎冥冥之中有天意，爱德华七世众多之一的曾外孙女，就是今天取代了戴安娜的卡米拉。自那时算起到今天，都已经过去了几世的情缘?
女王与政府：宪政发展的起承转合
英国，这片被蓝色海水拍打的岛国，原本像扁舟一样游曳于中世纪欧洲的边缘。它在近代一跃而成“日不落”帝国，就其本质的特性来说，宪政发展构成了不可或缺的内核。如果追溯久远，至少13世纪初“大宪章”的出现就已经播撒了宪政的种子，然而历史的发展没有剧本，有些对后世影响至深至远的原则、观念，其发展得益于一些不起眼的偶然契机。维多利亚时代是宪政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不仅与大时代的宏大叙事相关，也涉及女王的个人生活对产生的影响。
1861年阿尔伯特亲王去世后，维多利亚的性情为之大变。此后多年她一直生活在丧夫之痛的阴影中，无法重回公众生活。1880年代以前女王长期居于温莎城堡，服饰也保持肃穆，因而人们称她为“温莎寡妇”。女王的气质不仅笼罩宫廷，也对政府运作产生了影响。女王在其漫长治内曾与十位首相“合作”过，但首相们并非都能与女王真的合作。比如曾四次出任首相的自由党领袖格拉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就很不受女王待见。女王一生很少对自由党人有好感，这多少与她本人的保守倾向有关。
虽然表面上维多利亚很少向大臣们妥协，但局势并不受她掌控。丧夫后她长期逃避义务，拒绝出席政府的活动，很类似于明代万历皇帝的长期“怠政”。这种情况下内阁就暂代甚至侵夺了部分君主的职能，无论她本人愿意与否，一个日益完备的强大宪政出现了。
不过，女王当然不是在毫无基础的情况下独力促成了宪政发展的一切。如果说阿尔伯特亲王的早逝具有偶然性，那么此前一百多年，来自德国的汉诺威王朝统治了英国，就是另一个重要的偶然。不要忘记，正是由于来自汉诺威的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不通英语，他们无法像历代先王那样出席内阁的日常会议，或许他们流淌的德意志血液也让他们对英国不感兴趣。国王对政府的影响在18世纪上半叶迅速衰退。
时至今日，当宪政体制早已发展完备甚至略显老态时，伊丽莎白二世能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实际上，“君主立宪制”这个词已无法准确形象地概括当代英国的君主制了。原因何在?君主虽然立宪，其前提仍然是君主要“有为”，区别只是国王或女王的权力必须受宪法的约束，这种将权力关进笼子的艺术正是传统意义上君主立宪制的精髓。然而当下的事实是，君主已经不再是一个主动的行为体，不仅无法与18世纪的君主相提并论，即使与女王的祖辈父辈相比亦不可同日而语。在多数情况下女王的“不表态”本身就是一种表态，她对任何可能引起争议的事件都保持沉默，因此就在原有的“咨询、鼓励和警告”三项权利之后增加了第四个权利，即“沉默不公开表态”。以此来看区别出“主动君主立宪制”和“被动君主立宪制”的尝试，又是否可行呢?伊丽莎白二世这种对君主角色的重新定位，应当看作是她对古老宪政制度的贡献。
今年是“大宪章”诞生800周年(1215—2015年)，八个世纪过去,英国的历史好像是毫无变化地一脉相承，可实际上一切又都早已不同。这就是为什么英国的历史总像一幅年久蒙尘的油画，远看那色调似乎古老沧桑，近处细看才发现一笔一划都是后来修复的。当今天伊丽莎白二世仍然作为英联邦的象征而广受拥戴时，她本身不也就处于类似维多利亚在19世纪的那种地位吗?只不过曾经日不落的“大英帝国梦”，当它照进现实，成了今天日落斜阳的英联邦。
不过，这倒是非常符合英国自身嬗变的逻辑：它就像一汪湖水的池畔，无论湖泊中央掀起过怎样的骇浪还是涟漪，都能在池边留下过往的痕迹。英国之于欧洲之于世界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它这种“化石陈列馆”一般的特性：历史曾有过的种种风雨，它都忠实地记录并展示给我们。
人学研究网·千秋人物栏目编辑：莫如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