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玄与傅子

（一）著录情形

除了本传的记载外，《傅子》一书的著录尚见于：

1.《隋书·经籍志三·子部：杂家》：”《傅子》百二十卷。晋司隶校尉傅玄撰。”2.《旧唐书·经籍志下·丙部子录：杂家》：”《傅子》一百二十卷。

傅玄撰。”《新唐书·艺文志三·丙部子录：杂家》：”《傅子》一百二十卷。傅玄。”3.唐马总《意林》卷五：”《傅子》一百二十卷。”4.《宋史·艺文志四·子类：杂家》：”《傅子》五卷。晋傅玄撰。”按，《宋史·艺文志》载录，又是据下列官修书目而成：①北宋仁宗时，张观、王尧臣、欧阳修等编《崇文总目》载录：《傅子》5 卷，23 篇。

②南宋孝宗时编《中兴馆阁书目》载录：《傅子》5 卷， 23 篇。

5.南宋郑樵《通志》卷六六：”《傅子》五卷。晋司隶校尉傅玄撰。旧有百二十卷。”6.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有《傅子》著录，不载卷数。

7.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一四”子部杂家类”：《傅子》5 卷， 23篇。并引《崇文总目》：”晋傅休奕撰，集经史治国之说，评断得失，各为区例，本传载内、外、中篇，凡四篇亡录（按，”四篇亡录”当为”四部六录”），合一百四十篇，今亡一百一十七。”8.清乾隆年间所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一”子部·儒家类一”：”《博子》一卷。晋傅玄。”据《永乐大典》所收，总为一卷；又据他书征引，辑得40 余条，作为附录。

9.《书目答问补正》（清张之洞原撰，范希正补正）卷三”子部·儒家类：议论经济”：”《傅子》一卷。晋傅玄。聚珍本，杭本，福本。”①范补：”指海续刻本②。又，严可均辑本四卷，刻《全晋文》内；又，湘潭叶德辉刻本三卷，订误一卷。”① “聚珍本”指清乾隆中排印的”武英殿聚珍版”。”杭本”又名”浙江 本”，”福本”又名”福建本”，同属”武英殿”本系统。

② “指海续刻本”，指清道光中钱祚熙增补而成的三卷本。

10.孙殿起《贩书偶记》、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同有著录：请方■师集校《傅鹑觚集》五卷，附校勘记一卷。其中前二卷为《傅子》。

另外，清代以来诸家辑佚而出的各种版本的《傅子》，有一卷、二卷、三卷、五卷等，均于《中国丛书综录》（上海图书馆编，中华书局1959、1961、1962 年分三册先后出版）中”总目”、”子目·子部·儒家类”可查得，不再一一列出。这些形形色色的《傅子》辑本，在校勘方面，意义不大。

由上述著录可知：《傅子》原有140 篇，分为120 卷；③宋代仅存23 篇，另定为5 卷；清代以前归类于杂家，由《四库全书》起，多归类于儒家，只有叶德辉认为，唐、宋著录入杂家类，”最合流别”（《傅子·叙》）。

此外，《旧唐书·经籍志上·礼类》载有：”《周官论评》十二卷。陈邵驳。傅玄评。”《新唐书·艺文志一·礼类》亦载：”傅玄《周官论评》十二卷，陈邵驳。”这部《周官论评》，由傅玄作评。原书在《隋书·经籍志一》载为：”《周官礼异同评》十二卷。晋司空长史陈劭撰。””陈肋”当即”陈邵”。但是，此书于唐以后不见著录，内容失传不存。

今存《傅子》佚文中，是否尚有《周官论评》的点滴内容，这不能肯定，亦无从考究了。

（二）清代以前的辑录情形

清代以前，《傅子》中内容完整较完整的文字，主要见于：1.《三国志》裴松之注引，计58 条；2.唐魏徵《群书治要》①，计27 段（无篇名）；3.唐赵蕤《长短经》②，计5 篇（段）；4.唐杜佑《通典》卷九二、九四”礼”，计2 篇；5.明《永乐大典》，计24 篇（有篇名）。

还有零星片断，甚至仅为只言片语，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类书里，较多地散见各卷；《意林》里集中摘录的革条文字也不少，共有95 条之多。另外，在其他史籍（如《左传》、《史记》、《宋书》、《文选》、《史通》、《困学纪闻》等）中，偶见极少注引文字。

应该指出的是，从前代典籍里全面董理、认真辑佚，并汇总而成《傅子》全帙者，是在清末，由方师、严可均、叶德辉分头完成，各臻其美的。在他三人之前，清人所辑《傅子》，主要依靠《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所采，就是如此。

（三）《四库全书》收载得失

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皆载 《傅子》一百二十卷。”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第二册里指出：”《隋志》、旧新 《唐志》及《意林》卷五均作《傅子》一百二十卷，则《提要》中一百四十卷，四 字为二字之误。”余氏所用版本或有此误。① 《旧唐书·经籍志下·子部·杂家》：”《群书理要》五十卷。魏徵撰。”《新唐书·艺文志三·子部·杂家》：”魏徵《群书治要》五十卷。””理”字乃避讳而改，应为”治”。

② 《新唐书·艺文志三·子部·杂家》：”赵蕤《长短要术》十卷。”《旧唐书》不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傅子》称收载情形是：今检《永乐大典》中散见颇多，且所标篇目咸在。谨采掇裒次，得文义完具者十有二篇，又文义未全者十二篇，篇日视《崇文总目》较多其一。疑《问刑》、《法刑》本属一篇，《永乐大典》误分为二耳。谨依文编缀，总为一卷。其有《永乐大典》未载而见于他书征引者，复搜辑得四十余条，别为附录，系之于后。

辑入《四库全书》中的《傅子》，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内阁中书徐步云经手而成的。程瑶田补充说明是：”??纂修官徐步云从《永乐大典》中搜出《傅子》有录目者二十四篇，然皆裴松之之所未引者；又有无录目者数条。及旁搜《太平御览》、《文选·注》中碎事凡四十条，亦间为裴注之所未及引。”（《（通艺录）、<修辞余钞>、<辑逸>子书三种序》）①有篇目的24 篇《傅子》文，在《永乐大典》中的次序是：①《正心》；②《仁论》；③《义信》；④《通志》；⑤《举贤》；⑥《重爵禄》；⑦《礼乐》；⑧《贵教》；⑨《检商贾》；⑩《校工》；⑾《戒言》；⑿《假言》；⒀《问政》；⒁《治体》；⒂《授职》；⒃《官人》；⒄《曲制》；⒅《信直》；⒆《矫违》；⒇《问刑》；《安民》； 《法刑》； 《平役赋》； 《镜总叙》。

附录共计48 条。出自：《永乐大典》6 条（1-6），明《诸子琼林》2条（7，8），《太平御览》33 条（9-41），《文选·注》7 条（42-48）。根据上述基本情况，我们可知四库本《傅子》的指导思想，是从政论名理的角度辑选的，即纂修官徐步云认为《傅子》当归入儒家类。纪陶所撰《提要》又大加肯定，似乎这样一来，晋代子家著作传世者，”独玄此书，所论皆关切治道，开启儒风，精意名言，往往而在”，”是亦可为宝贵也”。这一指导思想作茧自缚，有意限制了已知《傅子》散见各处文字的集辑，实际上只能说是选辑本。从程瑶田的说明里反映出，《三国志》中裴注所引大量《傅子》文字，纂修官不是不知，而是不取，害怕一并选进去，就与儒家治道之论相悖。这不是一种认真严谨的态度。在采用书目上，同样表现出纂修者的疏漏，即仅限于《永乐大典》、《太平御览》、《文选》这几种，更多地依赖《永乐大典》。当然，比《永乐大典》所收早出，且更为完整的唐初《群书治要》，乾隆年间日刊本未引入国内，纂修者还漠然不知，无从比对，使得采集所得的主体部分就很不完善，漏洞不小。这且不说，即便《太平御览》、《文选·注》中散见文字，也多有未录者；其他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等极有价值的类书，干脆不予理睬，不去翻检，则可见纂修者于匆忙中犯了常识性的错误。

余嘉锡先生既批评了纂修官徐步云”颇为疏略”之失，又引用文廷式的话，指责了总纂人纪昀：”是其学（按，指《傅子》）亦兼取诸家，真杂家者流耳。纪文达①入之儒家，非是。”（《四库提要辨证·傅子》）余氏的意见是非常正确的。

① 程瑶田序文，又可见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桓子新论》前。作 序时间是清嘉庆四年（1799 年）。① 纪昀，《清史稿》卷三二○有传。”文达”是他的谥号。

但是，四库本《傅子》毕竟是第一部集辑本，尽管存在着疏略不备、归类不当的缺点，还必须充分肯定它的开创之功。《傅子》最终辑怯渐趋完善，就是从四库本开其端的。

（四）方本、严本、叶本的比较

四库本《傅子》出现后，清代延至，各种初排、重刻、辑佚、订校本相继出现。一卷（”武英殿”、”汉魏丛书”、王仁俊”玉函山房”、张鹏一”关陇丛书”等）、二卷（钱保塘”清风室丛书”、方师五卷合收本）、三卷（钱祚熙补增”指海”本、叶德辉”观古堂”本）、四卷（严可均重辑）、五卷（傅以礼”傅氏家书”本、孙星华重辑本、”丛书集成”本），还有附录或单刻的订校增补者，均重复或错互面世。其中可取者，为方师、严可均、叶德辉的三种辑本。

1.方师本。光绪二年（1876 年），由方师搜辑而成，并由广州书局刊印的《傅鹑觚集》五卷本中，卷一、卷二为《傅子》。据方《序》称，他是以所得日本刊魏徵《群书治要》中的《傅子》文，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收载，”彼此互勘，正其讹字，顺其次序，计得篇目三十”①。这用的是”互补法”。接着，方氏又检辑《三国志》裴注，搜辑《初学记》、《意林》等所见佚文，另为一卷。

2.严可均本。嘉庆庚午岁（1810 年），严氏即开始对《傅子》进行辑补。据严氏《按》（《全晋文》卷四七）语称，他”以唐魏徵《群书治要》所载二十四篇，校《大典》本，多出二千五百许字；又从《三国志·注》写出六千三百余字”，进而”遍搜各书，得件文数百条，重加排比，以《治要》、《大典》等书所载整篇为二卷；以各书所载，依《意林》九十五事，次第类附而间厕之，为补遗二卷。凡四卷”。这四卷《傅子》，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全晋文》卷四七至卷五○有收，是人们利用最方便的资料。

3.叶德辉本。光绪十七年（1891 年），叶氏辑成《傅子》三卷，并附《订讹》一卷。他在《叙》中交代了辑录经过，其方法与方氏、严氏大致相同，是以《群书治要》为主，参订《永乐大典》；博采群书，务求不漏，又仔细甄别，考订真伪，具有比方本、严本更谨严的学术价值与更可靠的使用价值。有关这三种《傅子》辑本的取材情况详见下表。

① 这30 篇分别是：”《四库》所收校之同者十三篇，补《大典》所缺者六 篇，缺无可补者二篇，无篇名而补入者六篇；又《大典》有而《治要》无者二篇； 又《治要》有而《大典》无者一篇。”详参后面表列。三本收录

材料始出处

方师《傅鹑觚

集》五卷中第一、卷二《傅子》

严可均《全晋文》卷

四七至五○《傅子》

叶德辉《傅子》三卷，

附”订讹”一卷

唐魏徵《群书治

要》27 段，无篇名。

明《永乐大典》

未载有”※”号者，其他均有篇名，有的仅为节录。

卷一：

1.《治体》

2.《举贤》

3.《授职》

4.《校工》

5. 《检商贾》

8. 《义信》

11.《法刑》

12.《重爵禄》

13.《平役赋》

14.《贵教》

15.《戒言》

16. 《正心》

19.《曲制》

20.《安民》

※ 21.《□□》

22.《问政》

23. 《问刑》

26. 《矫违》

28.《假言》

卷一：

1.《治体》

2.《举贤》

3.《授职》

4.《校工》

5.《检商贾》

6.《仁论》

7.《义信》

8.《礼乐》

9.《法刑》

10.《重爵禄》

卷二：

11.《平役赋》

12.《贵教》

13.《戒言》

14.《正心》

15.《通志》

16.《曲制》

17. 《安民》

19.《问政》

20.《问刑》

21.《信直》

22. 《矫违》

24.《假言》

卷一：

（ 篇名全同严本，但文字取舍有异。下面不再列篇名，异文另详。）

比对三本，通过上表，我们可发现：第一，三本收录范围之广，辑怯内容（或条目）之博，是比较接近的，亦为《四库全书》所收远远不能企及；第二，三本同时注意到《群书治要》的重要地位，井以之与《永乐大典》所收互勘，使得文字有所增，篇名有所依，异文有所取，这一优势比之《囫库全书》本，是显而易见的；第三，方氏、严氏、叶氏三人，在各自的辑录本里，对所取材料均作了技术上的处理，或加注语，或用按语，说明了理由。总之，这三种《傅子》辑录本的先后出现，标志着今可见《傅子》中散见各处的文字汇集为全本，接近于网罗殆尽。

不过，相比之下，叶德辉辑本更显优势。叶本当然远胜方本，这很好辨识；即便是严本，也与叶本有较大差距。兹分述于下。

第一，叶本卷一互校去取，最为得当。叶氏《傅子·叙》称：余读唐人《群书治要》所载《傅子》，考其篇次虽分二十七段，以文义相连缀，实只二十二篇。①知宋以来所存二十三篇，并不能溢出《治要》以外也。

以《大典》本校《治要》，《治要》少《官人》及《镜总叙》二篇。初疑明人所见之书，不应多于唐宋；及读《初学记·镜部·总叙》引《韩（非）子》文②，乃知《大典》误以《韩子》为《傅子》，并误以”总叙”为篇名。又读宋本《意林》引《官人》篇语③，知《大典》即从此钞撮而出??叶氏对《崇文总目》所出《傅于》23 篇之数，作出了判断；他由此追索，又发现了《永乐大典》增出的《官人》、《镜总叙》不在23 篇之内，而是各有所出。①毫无疑问，叶氏判断远较方氏乱增篇目为优；其发现又纠正了方氏、严氏之失。这些当然更是《四库全书》本无可比拟的。

第二，叶本卷二、卷三所收秩文，选用原始版本，不仅辑佚有增，而且订讹有功。他所用原本《北堂书钞》、宋本《意林》，均显示出远较易见后刻版本的特殊意义来。这也是方本、严本相形见继之所在。比如，他以原本《北堂书钞》辑肤，所得比方本要多得多，也比严本有较多增入。再比如，他以宋本《意林》为依据，就较好地解决了《傅子》文与杨泉《物理论》文的区分问题，而从后刻《意林》很难将二者判属得当。方氏没有做这项工作，故叶氏附录”订讹”列出的”武英殿”本《意林》中的12 条《物理论》文，而误入《傅子》者，方本当成了《傅子》文辑入；严氏是用力校了《意林》的，②虽结论与叶氏相近， 12 条应属《物理论》文亦不取，但他没见宋本，立论不如叶氏坚实。

第三，叶本各卷各篇（条）下，必详注诸出处，并卷次、异文。这在校勘方面，既优于方本，又长于严本。

第四，叶本对《傅子》卷一收24 篇取自《治要》之文。

于正文内义加注按语，援引他处所见佚文，系于上下文的处理办法，似比严本另录他卷、再加按语的方式更为可取。

叶本的显著优点如上。因此，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肯定了叶本”持论较严氏更为精密”的成就。但是，他接着对叶氏提出两点责难。其文曰：??且有严氏已辑入而叶氏本夫载者，如《晋书·何曾传》所引司隶校尉傅玄著论称（何）曾及荀是也，二本正可互相补宜；而叶氏《叙》中不及严辑本一字，纵因其书刻入《全晋文》，易于忽略，① 叶氏疑《安民》篇之后《□□》篇（”傅子曰：利天下者??”一段）力《安民》篇未段。他实际辑录《治要》所收为24 篇。若《安民》、《□□》合一，则为23 篇。

② 叶氏本附录”订讹”里注出，这段话（”古之人目短于自见??”》是《韩非子·观行》里的文字。③ 叶自注：”今本（《意林》）羼人《物理论》中。”① 叶氏考定，《官人》篇在《意林》，《镜总叙》非《傅子》文。故余嘉锡 认为，严氏”无所考证。叶氏始知其谬，故其说较严氏为尤精”（《四库提要辨 证·傅子》）。

② 严可均《傅予·按》曰：”乙亥岁（1815 年），余校《意林》??知《意 林》所载《傅子》，乃杨泉《物理论》也；所载徐幹《中论》，仅前二条又半圣是 《中论》，其第三条之下半条，及第四条，乃《傅子》也；所载《物理论》，仅前 四条是《物理论》，其第五条至第九十六条，乃《傅子》也；其第九十八条至末， 乃《中论》也。”（《全晋文》卷四七）。

而《铁桥漫稿》不容不见，何以不加称引，此事之不可理解者也。

余氏责难叶氏的两个问题，未必符合实际。

关于叶本《傅子》失载《晋书·何曾传》引文问题。这是叶氏有意不辑，而非失检，他后来又撰辑成《傅玄集》三卷本（1902 年刊印），《晋书·何曾传》中所引傅玄之论，一字不漏移置于文集内。这比严氏置诸《全晋文》卷五○之中作为《魏书》中内容，阑入《傅子》，显然要合理得多。仔细对比后，我们只发现，严本多于叶本者，唯《北堂书钞》卷一五八中一条（”（傅）说身隐胥余??”），其他不少；①相反，叶本多出严本条目者，为数却不少，约有16 条左右。

关于叶氏未提及严辑本问题。据严可均《傅子·按》，他订校成稿在1810-1815 年间，然而他在世时（1762-1843），规模宏大的辑录稿亦没有写成清槁，点划涂批，堆放在那里。又据《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王毓藻序、方功惠跋透露，直到光绪丙戌（1886 年）广雅书局设立后，仍”未逞及此”；后经勘定整理付刻，光绪癸巳（1893 年）方刻竣问世。而叶本《傅子》却是光绪十七年（1891 年）完成的，刻印推迟到《傅玄集》三卷亦成的光绪壬寅（1902 年）。所以，叶氏集辑时，不可能见到未刊刻而成的严辑稿。不过，据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傅鹑觚集五卷附校勘记一卷》提示，叶德辉是看到了方师辑本（1876 年刊刻）的，因为王重民取录本上有叶氏两方印记，说明叶氏参考过方本，因增辑而成《傅子》、《傅玄集》各三卷。对此，叶氏序文中只字不提。尽管他所辑后来居上，方氏本远在其下，但连提也不提，总不大度。当然，叶氏或许如他所说：”凡前人己辑已刻者，亦未及取校。我行我法，不羞雷同也。”①这段表白聊可参考。

最后，略就叶本不尽如意处，提点看法。卷一最后两篇：《宫室》出于《水经注·渭水》，似应置诸他卷佚文处；《释法》出于《艺文类聚》卷五四”赋”文，似应置于《傅玄集》中。这两篇文字添于24 篇之后，不但不妥，而且不类。（这个问题在严本中也有。）②卷一《仁论》篇在《永乐大典》引录时，文中有一大段荀悦《申鉴·杂言》文，《治要》中不载，叶氏于正文中删去，而于附录”订讹”中肯定是”误入”。其实，叶氏有点武断，不如严氏不删而指明这段文字所自的谨慎态度可取。因为《傅子》政论文里，常见引用前代诸子诸贤的论述，这就不能排除此处亦属引用情形。还有，叶本诸卷内，校记嫌少，不如严本对佚文所属、异文异字所出之详。叶本、严本在这方面确有”互相补直”（余嘉锡语）的必要：尽列出处与详校异同，各见其长。

以叶本而言，我们对各卷的看法是：卷一26 篇。保留前24 篇，将《宫室》移入卷二，将《释法》改置《傅玄集》；附入卷二中赵英《长短经》所出4 篇《傅子》文，即《量才》、《知① 严辑《傅子》中，由一条从《艺术类聚》卷四四辑文（”筝者??”）叶本《傅子》不载。而于《傅玄集》二卷有录。

① 这段文字是叶氏光绪丙午（1906 年）冬致书筱翁太夫人中的话。引自 《艺风堂友朋书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中华文史论丛》增刊”版。

② 严辑本卷二，也收录了《释法》另有《镜总叙》、《大本》两篇，共计 三篇。其中《镜总叙》错收，《释法》亦当附入他卷；《大本》仅6 字，署题不能 成立，当去篇题，移文于附录卷。人》、《大体》、《定名》（？）。去二增四，合计28 篇。

卷二81 条。增入严辑1 条（《全晋文》卷四九：”说身隐??”），移人《宫室》条；删掉”乐广为河南尹”条①，撤去《长短经》文4 条。增移2条，删撤5 条，合计成78 条。

卷三131 条（内《自叙》4 条）。删《口铭》②条，成130 条。

附”订讹”17 条。其中《仁论》篇文中所引荀悦《申鉴·杂言》一段，略加按语说明，仍保留不去为好。

（五）内、外、中篇的内容与写作时间

本传对《傅子》一书的介绍，因题失文佚情形太严重，史籍再难见更详细的记载，仅凭现存资料，很难说清端尾。严可均《铁桥漫稿》卷六臆测曰：或问《傅子》为内、外、中篇，有四部六录，云何区别？曰：内篇撰论经国九流；外篇三史故事，评论得失；中篇《魏书》底本，而以《自叙》终焉。四部六录，莫考；《崇文总目》作”四篇亡录”，盖误。

他在《全晋文·傅子》按语里，还提出：”案，百四十首而百二十卷者，或元有缺篇，或数篇合卷，今莫能详。”即认为：本传所出”百四十首”，指的是篇数；宋以前著录”百二十卷”出的是卷数，二者不是一回事。

关于《傅子》内、外、中篇的大体划分，我们的意见是：内篇为”撰论经国”的内容；外篇、中篇为撰论”九流、三史故事”的内容，因遗文不多，己难强为区别；《魏书》底本肯定收入了《傅子》一书，或为中篇的组成部分。这一看法，略与严氏推测有异。

1.内篇”撰论经国”之理关于《傅子》内篇，本传还有一段重要文字，曰：（傅）玄初作内篇成，子（傅）咸以示司空王沈。

沈与玄书曰：”省足下所著书，言富理济，经纶政体，存重儒教，足以塞杨（朱）、墨（翟）之流遁，齐孙（孙卿，即荀况）、孟（轲）于往代，每开卷，未尝不叹息也。’不见贾生，自以过之，乃今不及’①，信矣！”王沈（？-266），《晋书》有传。他在曹魏高贵乡公在位时（254-260 年），以散骑常侍、侍中之职，”典著作”，并与荀、阮籍等”共撰《魏书》”，常与曹髦一起”讲宴属文”，被号为”文籍先生”。曹髦攻打相府前，他向司马昭告密，其后，他出居外任。司马炎即晋王位（265 年），始回京重用。① 此条辑自《艺文类聚》卷六”郡部·河南郡”。严辑本、叶辑本均错收。《晋书》本传有乐广为河南尹及其掘墙得狸之轶事记载。据《通鉴》卷八二，乐广为河南尹在元康七年（297 年）前后，此时距傅玄去世时已有近20 年，显然非傅玄所记。《类聚》有误。

② 《口铭》（又题《口诫》），应入《傅玄集》。

① 王沈引文，出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原文是：”吾久不见贾生，自 以过之，今不及也！”引文与此稍异。这是汉文帝赞叹贾谊的活。贾谊刚从楚地 被召回，回答鬼神之事后，汉文帝很佩服他的学识。次年即泰始二年（266 年）五月就去世了。泰始三年（267 年），晋武帝才下诏追赠他为司空。

傅玄初成之《傅子》内篇，由其子傅咸送呈王沈的时间，必在王沈任侍中、”典著作”的几年中。其间，王沈文名甚盛，又心向司马氏。这是傅玄要让他过目的原因所在。至于傅玄本人，高贵乡公在位期间，他正在温县令任上，不在京城；其子傅咸，年龄在17-22 岁间，或在太学就读。这就是为什么内篇要由傅咸去送的原因所在。至于司马昭即王位后，王沈、傅玄都被召回重用，二人间过从甚多，内篇无需由傅咸单独送达。

本传称，傅玄任职温令、弘农太守期间，”数上书陈便宜，多所匡正”。

《傅子》内篇无疑包含有”上书””匡正”的内容，或者就是经整理补充后的结集；宗旨是既”陈便宜”，又在”匡正”，这是给司马氏献策献计的，而不是向高贵乡公进言的。

我们认为，今存《傅子》较完整的内容，即《群书治要》所存27 段文、赵蕤《长短经》另录4 段文，共计31 段文字，正是内篇遗文。为什么这么说呢？理由有三。其一，王沈评语与《傅子》今存的这些残篇文字，内容是吻合的；其二，傅玄于温县任职时，接触到民情民生，了解到农业生产的实际，这在他的内篇中必然要有所反映，而上举篇段里涉及到了这类问题；其三，内篇写成前后，司马氏最终代魏还没有实现，反叛的事时有，局势怎么控制，政体如何确立，选人用人怎样才好，等等，司马氏急不急且不管，傅玄很急，所以他要陈述己见，以求采纳。王沈将傅玄比作怀才有识的贾谊，令他开卷受益，为之叹息，这说明二人心有相通，都是忠于司马氏的。有唐之初的谏臣魏微所以要在《群书治要》里大量引录《傅子》文，这又可从后代初建国之际的借鉴角度，证明这些文字正是内篇遗文。所以说，内篇是”撰论经国”之理，为司马氏代魏谋求”南面术”的。

2.中篇或为撰论包括《魏书》在内的”三史故事”傅玄”撰集《魏书》”的时间，本传有大略说明，是他初人仕后的事。

上一章我们指出，始于景初三年（239 年）齐王曹芳即位之后，终于正始十年（249 年）正月高平陵之变。大体而言，正始年问傅玄在参撰修史。

严可均认为，今存《傅子》遗文中”言三国事甚多”，则所谓”撰集《魏书》”，”此或即底本也”。因而严氏《全晋文》辑《傅子》四卷，有意将这些文字集中排列，自卷三末至卷四末，并附按语说明。卷三末有4 条，即涉及荀攸、袁涣、曹仁、诸葛亮者；卷四《自叙》前有33 条（篇），有的原是分见成条而共涉一人事迹者，因连缀成篇，如管宁、郭嘉、刘晔、傅嘏等传记史料即是。这些汇集排列的史料，绝大部分来自《三国志》裴松之注，也有个别条目取自《北堂书钞》、《太平御览》、《意林》等处。严氏的意见大体不差，基本可信。但他也有不当以《魏书》底本看待而收错人间其中的史料。这是我们要谈的一个问题。

首先，曹魏时几次组织人力修撰《魏书》，起限应自汉献帝建安改元算起，上续《东观（汉）记》的下限，即汉灵帝之未的记载。这也就是说，《傅子》中凡涉汉未桓、灵之世的文字，不当归之于《魏书》范畴。例如，严辑《傅子》卷四中关于灵帝时卖官事，《三国志》裴注引桓帝时梁冀事（《三少帝纪》），应属本传所指”三史故事”，不是《魏书》中文字。

其次，傅玄参与《魏书》撰写，下限应在嘉平元年（249 年）高平陵之变。从《三国志》注引与他处摘引材料看，大量内容涉及曹操争雄创业的人和事，也有曹魏建基以后文帝、明帝时的内容，可知后期当事人的时间有：刘晔卒（234 年），管宁卒（241 年），胡昭卒（250 年）；曹爽败（249 年），傅嘏迁河南尹（249 年），李丰、夏侯玄被诛（254 年），诸葛诞被诛（258年）。上述时间里，胡昭卒、李丰等被诛、诸葛诞反三处，记到高平陵事变后。这大概是傅玄后来又补进去的笔墨。况且，傅玄在世时，高平陵之变后，已视为司马氏政权之始，他本人也离开修史职任，因而他所撰《魏书》下限，不应该再往后。严辑《傅子》卷四将《何曾、荀传论》中4 条引文（见《晋书·何曾传》）一并排列，无疑是不妥当的。因为事涉人晋之际，文为论赞，应入文集。

再者，严可均认为，傅玄《魏书》底本后有《自叙》。这个看法有道理。但他所辑《傅子》卷四之未，只列两条，容有遗漏。卷三傅说条（”说身隐肯余?”），卷四傅曼条（”傅曼字南容??”），亦应一并置于《自叙》后。

还有一个问题是，《魏书》底本当入何篇。从《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的情形来看，傅玄”撰集《魏书》”的文字收入到了《傅子》中。按照严可均推测意见，这部分内容独立于中篇。我们则认为，《魏书》底本应为统称”三史故事”①中一部分，或为中篇同时收入。从现存文字看，《傅子》记三国事，以曹魏为主，兼及蜀、吴。曹操未及称帝，仍是汉献帝的丞相。傅玄《魏书》虽称曹操为”太祖”、”武皇帝”，亦偶然在曹操旧属（如刘晔）后事中道及”文帝”（曹丕）、”明皇帝”（曹叡），但主要是反映汉未这段历史的，承续的是《东观记》的记载，属于”三史”的补充内容。也就是说，《魏书》内容包括在”三史故事”之中，与其他评断前史记载的文字共成一篇，或为”中篇”，是撰论史事的合篇。

3.外篇或为撰论”九流”的杂记《傅子》存文中，除了政论色彩很明显的内篇没有疑问外，撰论史事的内容或为中篇，其余或为外篇。本传所称”九流”，泛指各家学说，包括对诸子学说的评议，前代史籍撰著的论断，以及各种典章制度方面的意见等等，似乎属于杂记性质。这些内容独立成篇，比较合理。

以上我们根据《晋书》本传记载及《傅子》今存文的实际，对内、外、中篇的内容作了大体的划分。这些意见虽与严可均的意见不大一致，但也属推测性质，只供参考。

至于《傅子》成书的时间，我们认为，主要内容是入晋以前完成的，少量文字是人晋以后补充而成的。《魏书》是正始年间傅玄担任史官时修撰的，内篇是高贵乡公在位、司马昭执政期间写成的，这从本传记载完全可以认定。除《魏书》外，其他撰论”三史故事”的文字，成于史官任上的可能性最大。因此，内篇、中篇完成于入晋以前，这大体可以成立。外篇有些内容，特别是议论礼乐方面的文字，很可能是入晋以后所作，这跟他的职任有很大关系；但其他方面的内容，则不能排除写于人晋以前的可能性，例如关于对前代撰述、学说的评断意见，与修史、政论的联系就很紧密，未必是入晋以后所写。外篇、中篇有可能修订补充于入晋以后，或有新增内容，但占的比重不会很① 魏晋人士所称”二史”，《史记》、《汉书》而外，不指当时私撰之《后汉 书》、《后汉记》、《续汉书》等，当然更不可能指后世范晔的《后汉书》，而是指 东汉时从班固至蔡邕等先后参加的官修《东观（汉）记》。

选自魏明安、赵以武《傅玄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