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势力扩张以及交通、科技和资讯事业的日趋发达，世界各地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势力扩张以及交通、科技和资讯事业的日趋发达，世界各地文化的走向逐渐被联结到某种共生态中，中西史学的发展也结束了先前的相互隔绝状态，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史学不但最先发生并完成了史学近代化，其模式还通过各种途径传到全世界，以致成为整个近代国际史流的引领者。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后发”近代化尽管无不受到西学的影响，因各自文化传统和国情民情等因素的作用，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由此构成了世界文化及其史学向近代转型的曲折多面性。
不同历史背景下的近代转型
中西史学的近代转型，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文化新旧变革的结果。西方史学的近代化，以文艺复兴运动为契机。就文化类型的渊源及变局而言，其矛盾运动和文化重组主要表现为西方史上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坐标，即所谓“两希(希伯来和希腊)文化”间的主流转换、相互冲突和重新整合。
在中国文化转向近代的过程中，也有人憧憬过“文艺复兴”的重现。但这些看法并不合实际。
文化史上出现的大变局，尤其是一种质变性的飞跃，除了社会本身提供的物质条件外，大多是不同类型的异质文化相互撞击和杂交融合的结果。历史上，儒学和诸子的互摩互荡，自然也会撞出一些火花，产生一些新的思想，或形成所谓“外儒内法”“儒道合流”等现象。但总体看，都只是一种量变。
进入近代以后，提倡“复兴古学”和恢复诸子应有的学术地位，虽有助于更完整地认识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但同样难以导引中国文化走上现代化之路。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本土文化内部形成不了变革的动力。
实际上，鸦片战争前，今文经学的崛起、经世实学的倡扬等都显示出这一时代动向。然其态势仍属对传统文化的修补和改良，而不足以跨出中国历史上常循的那种通过自我“损益”以实现改良延续的惯性。
很显然，中国文化与学术在近代所遭遇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更多地是中西文化发生碰撞和摩荡交汇的产物。
从历史上看，不同类型文明或异质文化的碰撞，大抵有三种结局：
一是强势对弱势一方的消融、覆盖或取代。
二是军事强势而文化偏弱一方反遭被征服者强势文化的消融或同化。
三是两强或两弱相遇，融汇而成一新局面。
中国古代与周围地区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经历的多属前两种情况。但近代以来，这一根基深厚和极具韧性的古老文化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却开始了从未有过的“脱胎换骨”之变，由此决定了其史学向近代转型的复杂性。
这种复杂性，表现在其内涵的宽广多面。近代西学是伴随着西力东侵而强势输入的，这就使不少中国人在亟谋抵御西方侵略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同时，对西学的迎拒亦陷入相当纠结的状态。
此外，从史学近代化的路径看，过去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是，西方以倡导“为学术而学术”的非功利主义学术观作为摆脱中世纪学术依附于神学和开启现代史学独立性的新契机的。
其实，西方史学近代化的过程中也出现过注重“实用”的倾向，只是其后来向争取学科独立的方向发展罢了。但在中国，因深厚的学术经世传统和近代以来面临的救亡图变急迫形势，这一时期的史学始终对社会发展及其运动保持着深切的关怀。
从文化差异看转型期中西史学的关注重心
西方史学的近代转型，是在中世纪末宗教神学尚笼罩一切精神领域的时期起步的，故一开始就凸显出倡导人文主义和个性解放，要求冲决神学思想罗网的精神。
其后兴起的启蒙运动，在呼唤以理性反对蒙昧，以自由平等观批判和驱除主义和教权主义的声浪中，更使历史研究的科学性日益成为学科发展的关注中心。至19世纪，由于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出现了实证主义的历史编纂学。承认并构建历史学的某种“科学”形态，至此已成史学界的共识。
启蒙运动是指发生在17-18世纪的一场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是继文艺复兴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其核心思想是“理性崇拜”。这次运动有力批判了封建主义，宗教愚昧及特权主义，宣传了自由，和平等的思想。为欧洲资产阶级做了思想准备和宣传。
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是在晚清国事日非和西学输入的刺激下，通过对西方的摹效开始的，由于两者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其学术关注的重心也各具特点。如西方史学走向近代的第一步，是强调人及其能动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以突破神意史观的束缚。
但在中国，受儒家思想主导的传统史学原本就有趋重人事和较浓厚的人文倾向，尽管其中也夹杂着“天意史观”，然事实上并不占主导地位。因此可以说，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观念上实更接近于欧洲启蒙时代的史家。
从近代史学自身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建设看，欧洲自文艺复兴至启蒙时代大致是沿着两个重点展开的：
一是如何认识历史学性质并构建其近代学科的形态。
二是关于历史学专业研究方法的建立和完善。
反观中国史学，一开始，其理论建设的关注重心就集中在更新历史解释的层面。直到新文化运动时，学术界才把关注的重心转向西方近代史学的科学实证论层面。
从史学理论与方法这一历史作的核心层面看，过去一般认为中国史学的近代化似乎完全是尾随着西方的某种理论或方法体系展开的。但现在看来，此种笼统的结论应当重新加以审视。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的主要工作，不外围绕着两个层面展开：
一是基本史实的认定。
二是对历史的理解或解释。
由这两个层面考察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可以发现其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应当指出，在史料和史实考证的基础工作方面，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倡导的所谓“实证史学”其实并未改变清代以来考据学的基本方法和主流路向。在历史解释层面，中国现代史学的主流走的明显是西学路子。
在文化比较与融合中推进中国现代史学的建设
西方史学的近代化，是本地区诸近代社会因素日益发酵和直接推动的结果，这种发展模式，其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变革往往以自然演进和发自原创者为多，并易形成由内生向外延的辐射和交流之势。
而中国作为近代化的“后发”国家，其史学的近代转型在开始阶段更多地表现为西学冲击下的被动应变，理论与方法更新一度主要通过对西学的移植、模仿。
但从后续看，又面临着一个如何成功消化外来文化，并结合本土实际和文化传统，逐步形成化“外生”为“内生”的自主创新能力及机制问题。
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所选择的“西化”路径，是当时历史条件决定的。这一过程，从积极面看，是大大促进了其与国际学界的接轨和融入世界学术潮流的进程。也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传统学术由较粗放向更为精密层次的提升。
在这一文化比较与融合的过程中，具有几千年悠久传统的本土史学，除了史料考证为主的技术手段外，其他有价值的因素并未在现代史学建设中受到应有的重视，有的则一直处于反复争议之中。
不仅如此，中国现代史学体系建构之初一度唯西方实证观念是从的思路，还曾导致传统学术中凡看似与实证主义不合的一些思维概念或方法，遭到轻易否定或摈弃。这种一味以实证科学理念为取舍准则的现代史学方，其实并不理性，也是长期以来史学界难以摆脱“西方中心论”的理论根源之一。
从以上中西史学近代转型的文化比较中，至少可以得到以下三点启示：
1、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虽然是在西力东侵和西学的强势冲击下被动起步的，但客观上，这也是学术更新的一种契机或模式，只有积极应对，努力变被动为主动，才能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2、“后发”近代化国家虽然有可能通过输入和移植外来先进文化较快地提升自己的学术，但如满足于模仿和照搬，不利于自身的长远发展，从近代史学史看，只有自觉注重将其与本土史学传统作有机结合的理论和流派，才能产出硕果和深远影响。
3、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史学的发展虽呈日渐汇流之势，但这种“汇流”并非众流归一的“合流”。
在这一过程中，各地区和民族国家的史学不仅不能偏废，还应通过自己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实践，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特色，贡献自己的长处。只有这样，才能不断丰富和推动国际史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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