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约共和国的兴起

（作者：徐中约，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历史学者、教授）

前十次失败的尝试，均发生在中国南部与西南部，这一地区临近香港和河内，便于策划与组织活动。但是此时，同盟会的强势人物主张，跨越这些边缘地区而攻击王朝的致命之地–要么在北京要么在长江沿岸的华中要地。他们这样推论：若能夺取武汉三镇，党就占据有利位置，既便于响应南方，又便于向北进军京师。因而，同盟会中部总会于1911年7月13日在上海成立，宋教仁任领袖。华中的湖北、湖南两省成为的主要目标。

在湖北，已经有两个组织存在，它们虽与同盟会有联系，却不是同盟会的一部分。一个是1907年8月成立的共进会，成员多为从日本归国的学生与会党分子。另一个是1911年1月30日成立的文学会，前身为振武学社。这个组织的名称与性质很不相符，因为主要成员是已参与事业的湖北新军。二者中，共进会声望较隆，文学会则由于对新军的渗透而实力较强。1911年6月1日，双方同意共同合作，在武汉发动一场联合行动，并邀请在沪的黄兴与宋教仁(孙此时在海外)前来指导。新军的叛乱是非常快捷及非常成功，所以一场迫在眉睫的起义已不可压制，而触发这场起义的原因，是因为铁路纠纷而造成的。

铁路国有化

在十九世纪七十、八十年代，中国人曾强烈地反对在华修筑铁路，而至甲午战争后，却出现了修建铁路的热潮。1896年，清廷委任盛宣怀为一家新办铁路公司的总监，盛原本希望从政府与私人，也从外国那里来募集资金，但由于政府与私人无力出很多资金，从而使筑路资金主要来自外国人。此后十年中，在外国资金的赞助下，许多铁路兴办起来了，其中最着名的为京汉线(北京–汉口)与沪陵线(上海–南京)。1898年，华美合兴公司曾与中方达成协定，由其提供一笔建造粤汉铁路(广州–汉口)，但由于士绅与商人的强烈反对，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905年又付出675万美元从美国公司手中收回这一建路权。而这笔钱则来自香港政府给予的一笔120万英镑的新。在设计路线经过的广东、湖南、湖北，允许各省人民自建。此外，四川人民也有权修建从汉口到该省内的铁路。

但是，省一级的能力与资源却是不敷用的。在湖南，虽然对土地、稻米、财产及薪金征收了新税，但也仅筹集到500万两，而建筑开支却是6,000万两。广东省仅凑集了所需的半数资金。四川士绅与官员也发现，很少有人出资购买铁路公司股票。另外，由于公司监理侵吞了200万两而使局势更加混乱。在此情况下，清廷于1908年责令张之洞负责管理粤汉铁路与川汉铁路湖北段。1909年6月，张开始与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团谈判，准备600万英镑筑路。但几个月后，张于10月5日去世，谈判押后。

与中央集权的政策(如第十七章所示)相适应，清政府于1911年春接受了一个下层给事中16的建议，拟将铁路干线国有化，而将其支线留给私人管理。5月9日，清廷正式将粤汉、川汉两路收归国有。5月20日，盛宣怀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一个四十年的年息五厘协议。

四省的士绅与民众强烈国有化政策与外资的入侵。他们在铁路上的投资虽然不足但毕竟数额巨大，因此组建“保路会”以扞卫自己的既得利益，并动员各省咨议局来争取应有的权力。他们派代表团往北京向朝廷，并要求解除盛的职务，因为他向外国出卖了中国的利益。人民的不公平感非常强烈，以至于川、湘的民变已不可避免。

6月17日，朝廷提出补偿铁路投资者：对湖南、湖北两地，实行全额偿还；在广东，仅偿还60%，余下的40%将以政府债券支付。这种债券在铁路盈利后的十年内由政府赎回。在四川，由于既成事实的侵吞行为，政府将仅发给可赎债券，这种债券包括铁路资金700万两与实际建筑费用400万两，年息为6厘。对四省的处置相当不公平，湖南、湖北获益最多，广东次之，四川最少。所以，人们就不会惊诧为何四川民众这么愤怒，而三省民众却相对安宁。

代表士绅、富裕地主与富商的四川省咨议局率先而起，反对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它攻击北京出卖四川的利益给外人，强烈反对北京没有与四川咨议局商量，便商订、宣布铁路国有化政策这样一种高压、的做法。受袁世凯密使唐绍仪的激励，以及署理四川总督王人文私下支持的鼓舞，四川省咨议局领袖组织了一次学生和民众的群众运动，要求推迟国有化政策，盛宣怀。1911年8月24日，万余名川民在省会成都发起集会，民众情不自禁地痛哭流涕，他们决意停止纳税；发动罢学、罢市，并在曾颁授他们自建铁路权利的光绪帝的灵牌前致哀。新任总督赵尔丰急于邀功，以保住自己的位置，便下令逮捕士绅代表，军队与者之间的公开冲突爆发，民众中有32人丧命。此后，川民与政府军队间的冲突日益加剧。

必须指出，尽管四川士绅此时怒而反对朝廷，他们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无心将王朝推翻–咨议局中绝大多数人是信奉君主立宪的。但是政府无视他们的要求，他们便转而支持。一位川人领袖声称：“国内已无可为，政府已彰明较着不要人民了，吾人欲救中国，舍无他法，我川人已有相当准备，望联络各省，共谋进行。”至此，铁路纠纷与融合成一个紧迫的问题。

武昌起义

为控制四川省，清廷将部分湖北新军调往那里，这场调动使武昌要枢防守空虚，而这一时机也很快为党人所利用。仍在上海的黄兴曾打算在10月底发动起义，但10月9日，一枚炸弹在座落于汉口俄租界的指挥部中意外发生爆炸，巡捕随后突击搜查，并逮捕了32名分子，查获一些武器、弹药及一些重要文件，其中包括已投向的新军人员名单。为了保护自己，新军工程营与炮兵营决定于翌日起事。

10月10日，工程营率先夺取了武昌的官方库，炮兵营也与工程营联合向总督衙门发动进攻，总督与提督一同潜逃而去。新军起义几乎没有遇到抵抗，至中午时分，他们便完全控制了该城。由于没有真正的领袖在场(孙此时在海外，黄仍在上海)，他们于是推举并不情愿就任的清军协统黎元洪担任军政府大都督。同时，长期以来对表示支持的湖北前任咨议局局长汤化龙获推举为军政府的民政部长，负责组建初步的行政机构。汤一面电告各省，敦促他们宣布脱离清廷，一面成功地使在汉口的外国领事认识到，他们在混乱之际应保持中立。因而当逃去的清朝总督要求外国领事调来炮舰轰击军时，法俄领事只简单地说，此时的形势与义和团事件之际是迥然不同的。而领事们则严守中立。10月12日，汉口与汉阳亦落入军之手。

孙中山后来追忆，这样迅速的胜利的确是十分侥幸的。如果满族总督没有被吓跑，如果提督仍坚守职位，便可能击溃那估计仅二千余人的单薄的力量。当然，列强的中立也帮助了事业，而最令人鼓舞的则是省份与重要城市迅速相继宣告独立：长沙于10月22日；云南于10月31日；上海于11月3日；浙江于11月5日；福建、广东于11月9日；四川于11月27日。在一个半月内，十五个省或者说三分之二的中国均已脱离清廷而独立。

为了平息公众的怒火，清廷于10月26日罢免了盛宣怀，并释放被囚禁的四川士绅。同时，清政府的北洋军于11月2日攻取汉口，11月27日收复汉阳。但是，上海在1911年11月初和南京在1911年12月4日先后落入党人手中，这也使清军在汉口汉阳的暂时胜利显然得不偿失。在南京–个临时政府建立起来了，选举黄兴为总司令，黎元洪为副总司令，但二人均拒绝就职，而等待孙从海外归来。

孙是在卡罗拉多州(Colorado)的丹佛(Denver)旅行时，从一篇地方报纸的报道上得知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他当时的第一个想法，便是要尽快回国，以实现亲自指导的夙愿，但理智敦促他去处理外交问题而不是马上回国，他知道英国的支持对于事业的未来关系重大，于是便东赴纽约，从那里搭船来到伦敦。他成功地使英国政府保证，停止与清政府的所有谈判、防止日本援助北京政府，并取消对他进入英国领土以及殖民地的禁令，以便能自由回国。同时他还得到四国银行团主席的许诺：只要列强承认政府，银行团便将与之进行谈判。带着这些外交上的成就，孙又来到法国。在此，他受到法国总理克里蒙梭(Clemenceau)及法国人民的热悄欢迎。12月25日，孙返回上海。四天后，各省代表几乎全票推选他出任中华临时大， 黎元洪选为临时副，黄兴任陆军部长。新政府采取公历代替了阴历，并以1912年1月1日为共和国的。经过二十七年的艰苦奋斗， 孙中山一生的梦想终于得以辉煌的实现。此时，南京政府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推翻清室，实现国家的统一。

清帝退位

在求生的垂死挣扎中，清廷派陆军部长荫昌与海军军官萨镇冰到武昌进攻军，并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但袁记恨于1908年曾被罢官的前嫌，而且也不满足这一权力有限的职务，便以“足疾未愈”–这正是清室强迫他辞职的借口–为由不肯复出。荫昌军队中的军官多为袁旧部，军队无心作战且屡屡战败。海军军官萨镇冰在黎元洪的规劝下，也于11月11日反叛清朝。在这种形势下，清廷别无选择，只好求助于袁。袁于是提出六项要求：(1)一年内召开国会；(2)组织责任内阁；(3)大赦党人；(4)废除；(5)袁有指挥陆海军之全权；(6)保证军费充足。前四项要求旨在安抚民众与党人，而后二项则是为使袁自己成为国内最强势的人物。以也许是最重要的第二条而言，袁并非意指一个真正的“责任”内阁，这只是他剪除先前逼他“归隐”的摄政王醇亲王的权力，并扫除皇室内阁的一个阴谋。

在军事失败与各省迅速独立的压力之下，摄政王屈从了袁的要求。1911年10月27日，授袁为钦差大臣，全权负责海、陆军。他的两名主要副官冯国璋与段祺瑞也分别被任命为第一军与第二军的指挥官。然而袁仍不满足，他继续讨价还价，并拒绝复出。但是，为了显示他有控制形势的能力与权势，他命令冯对军发动一次猛烈的攻击，11月2日，北洋军夺取汉口。

大约在此时，华北发生了一场戏剧性的事件。10月29日，清军驻滦州(在沈阳与北京中间)第二十镇的两位长官要求清廷一年内实行君主立宪，他们原本期待清廷对此拒绝，而为其提供进军北京以实现“中央”的借口，但他们吃惊地发现，清廷被同日山西的独立搞得晕头转向，顺服地同意了他们的要求。醇亲王自称不配充任摄政王，庆亲王也辞去总理一职。11月1日，授袁为总理大臣。直至此时，他才真正复出，并南下指挥与军的交战。二天后，清廷匆忙地公布了“宪法十九条”，试图平息民愤。

袁出任总理大臣职务，组建了自己内阁，并派其心腹全面控制京师地区与禁卫军。12月4日，摄政王退位，每年获五万两补贴，清廷仅剩下一个幼帝和一个孀居的太后，袁视他们为傀儡，并开始为个人的未来对党人玩耍各种手段。

11月10日前，袁三次遣使拜见黎元洪，建议和谈；与此同时，他的儿子袁克定却会见汉阳总司令黄兴，建议双方合作及联合行动。但是，由于党深谙袁惯于玩弄“持其两端而抑其中”的权术，袁的两个企图均未得逞。遭此怠慢后，袁便命令其部队击溃党在汉阳的防守。11月27日，汉阳失陷。在展示实力之后，袁停止了进一步的进攻，以显示自己的宽容，并劝说英国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指命英驻汉口领事居间调解停战，这次和谈安排于12月1日。袁的和谈使节唐绍仪又赴沪与军代表伍廷芳谈判，黄兴此时电告袁，如果他支持共和并迫使清帝退位，将来共和国的将由他出任。袁垂涎这一职位，于是当孙在12月29日当选临时大时，袁非常愤怒，中止了和谈。

令人诧异的是，这时绝大多数党人认为袁是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只有他才能使国家免于内战及迫使清帝退位。孙中山并不主张妥协，但作为一名理想主义者，他认为只要能推翻清室，坚守共和原则，他并不在乎是由他还是由袁出任。此外，孙还为其部属而感到苦恼，这些人无视其三段式的程序；也无视其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而仅强调排满的民族主义。在这样的心境下，加上认识到袁远为强大的军事实力，他有意急流勇退。他幽默地向袁解释说，他之所以接受临时大的职位，目的是为了将正式大的职位留给袁。但袁仍愤愤不平，命令手下四十多名军官支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同时，他还借口募集军费以与军交战，从无助的清太后那里榨取了8万盎司的黄金。孙不得不再次向袁保证，如果能避免内战，他将会得到公正的回报。当一批海外的清朝外交官于1912年1月3日敦促清帝退位时，袁知道清朝已是日薄西山了。他通知南京政府，如果他能出任大一职，他将诱使清帝逊位。孙中山为防止袁出尔反尔，便通过新闻传媒具体规定了政权转交的程序：

(1)将清帝逊位的消息通知外国大使、领事；

(2)袁公开声明拥护共和；

(3)孙在从外交官与领事官那里得知清帝逊位后，便主动辞职；

(4)国会选举袁为临时大；

(5)袁保证遵守国会即将通过的宪法，在此之前他将不享有军事权。

袁便动员其友人庆亲王向清室施加压力，他指出，与其一无所剩，不如在党人主动提出的有利条件面退位。在1月17日至19日间，为讨论这一问题曾召开了三次御前会议，大多数满族与蒙古族亲王反对逊位。袁于是发动约五十名军官宣布支持共和。段祺瑞更过分，他通告清室说，如果满州贵族仍对共和持有疑议，他将率兵赴京与他们辩论。冯国璋也公开地向部属宣布支持共和。与上述举动相配合，袁的密使还多次拜见清室，敦促清帝早日逊位，他们巧妙地劝说皇太后，既然光绪帝开启了宪政运动，但他无法亲眼目睹，那么她就应该推行光绪帝的事业，接受共和主义。据说皇太后回复说：“我晓得国家为公众、非满人所有。但满人毕竟沿承了二百余年。我只求能保存并修复光绪帝冢，勿贬贱皇室的身分。”1月30日，醇亲王与前摄政王即总理大臣庆亲王建议道：“既然官军已丧斗志，趁时退位为佳。”  1912年2月1日，太后召见袁入宫，抽泣着宣布：“我将诸事付汝处理，只求保全皇上的尊荣。”

南京政府提出可将清废帝同外国君主一样加以礼遇，每年补助400万两， 允许他住在颐和园，并可拥有昔日的卫士与侍从。2月12日，孙发出警告：如果清帝二日内仍不退位，便取消这些优厚的条款。同一天，袁向公众公布了早已拟就的、由他这位总理大臣与全部阁员签署的一份清室通告，宣布清帝正式退位。这样，中国二十五个王朝中最后一朝清朝，统治了二百六十八年之后，寿终正寝。

清室诏书授权袁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并与党就国家的统一问题进行谈判。这一声明是最初诏书文本中没有的，它是由着名学者张謇为南京政府拟就的，也得到了袁的认可。但是后来，袁却私自将它塞进清室诏书中，以显示他是从逊位的清帝手中而非从南京政权那里获得临时大一职。对此，孙十分震怒，但木已成舟，他也无可奈何。

同一天，袁宣誓拥护共和，这是他出任一职的先决条件：“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2月13日，孙辞去临时大职务，并推荐由袁继任，其前提是袁接受三项要求：(1)都城仍设在南京；(2)袁赴南京就任临时；(3)袁遵守即将由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第二天，临时参议会正式选举袁为临时大，黎元洪为临时副。2月18日，一支由知名领袖们组成的使团赴京迎袁赴南京。

而袁却无意离开他势力强大的北方，前去党势力强大的南方。他指使手下士兵发动，以证明他必须继续留在北京。党领袖别无选择，只好允许他于3月10日在北京就职。一天后，孙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宪法《临时约法》，全文共56条。 1912年4月1日，孙正式辞去临时职务。4月5日，参议院投票决定以北京作为首都，美国率先承认了新生的中华，此后为巴西、秘鲁、奥地利、葡萄牙及一些国家所仿效。

历史意义

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因为它结束了长达二千余年的王朝时代。中国不再隶属于任何“天子”、或任何王朝，而归属于全体民众。的胜利不仅实现了两个半世纪以来民族主义传统的梦想，而且还超越了狭隘的种族诉求，将政权从满族那里解放出来，将它扩大到所有中国人：汉人、满人、蒙古人、回人及人。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1月1日共国和成立，其间仅共有83天。这样迅速的胜利在世界上任何伟大的中是罕有其匹的。

但是，并不彻底，而且产生了许多不幸的后果，令孙感到沮丧。他的多数追随者仅致力于推翻满人，建立共和国，而很少有人关注重建与解决民生这些更重要的任务。当帝国被推翻、成立之时，他们认为自己的主要目标已经实现。他们非常渴望和平，因此不顾孙的反对，情愿同袁这种毫无原则的人进行妥协，而孙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更被认为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至于三义，他们完全抛弃了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而只接受了民族主义的部分内容，即反对满州异族统治的民族主义。他们并未意识到在建立后，必须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抗争。他们也无视孙中山三阶段的方略，而只是乐于同遗老遗少合作，并优待废帝，这些都为以后军阀割据及复辟帝制的企图(1915年袁复辟与1917年张勋复辟)铺平了道路。孙对其政党的失望，正是他放弃临时大一职的一个主要原因，他曾这样质问道：“没有重建，又有何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