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户口耕田制度

宋孝武帝大明初，羊希为尚书左丞。时扬州刺史西阳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虽有旧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熂(许气反)山封水，保为家利。自顷以来，颓弛日甚。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讬。至渔采之地，亦又如兹。斯实害理之深弊。请损益旧条，更申恒制。”有司检壬辰诏书：”擅占山泽，强盗律论，赃一丈以上皆弃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严刻，事既难遵，理与时弛。而占山封水，渐染复滋，更相因仍，便成先业，一朝顿去，易致怨嗟。今更刊革，立制五条。凡是山泽，先恒熂(朸居反。)种养竹木杂果为林仍，及陂湖江海鱼梁鮆(七由反，即移反。)场恒加工修作者，听不追夺。官品第一、第二品，听占山三顷。第三、第四品，二顷五十亩。第五、第六品，二顷。第七、第八品，一顷五十亩。第九品及百姓，一顷。皆依定格，条上赀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阙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条旧业，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并计赃，依常盗律论。除晋咸康二年壬辰之科”。从之。

时山阴县人多田少，孔灵符表请徙无赀之家于馀姚、鄮、(莫侯反)鄞(银音)三县界，垦起湖田。(馀姚，今会稽郡县。鄮、鄞则今馀姚郡地。)帝令公卿博议，咸曰：”夫训农修政，有国所同。土著之人，习玩日久，如京师无田，不闻徙居他县。寻山阴豪族富室，顷亩不少，贫者肆力，非为无处。又缘湖居人，鱼鸭为业，小人习始既难，劝之未易。远废之畴，方翦荆棘，率课穷乏，其事弥难，资徙粗立，徐行无晚。”帝违众议，徙人并成良业。

后魏明帝永兴中，频有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于是分简尤贫者就食山东。敕有司劝课田农曰：”前志有之，人生在勤，勤则不匮。凡庶人不畜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不树者死无椁，不蚕者衣无帛，不绩者丧无缞。教行三农，生殖九谷。”自是人皆力勤，岁数丰穰，畜牧滋息。

景穆帝初为太子监国，曾令有司课畿内之人，使无牛家以人牛力相贸，垦殖锄耨。其有牛家与无牛家一人种田二十亩，偿以耘锄功七亩，如是为差。至与老小无牛家种田七亩，老小者偿以锄功二亩。皆以五口下贫家为率。各列家别口数、所种顷亩，明立簿目。所种者于地首标题姓名，以辨播殖之功。

孝文太和元年三月，诏曰：”去年牛疫，死伤太半，今东作既兴，人须肄业。有牛者加勤于常岁，无牛者倍佣于馀年。一夫制理四十亩，中男二十亩。无令人有馀力，地有遗利。”时李安世上疏曰：”臣闻量地画野，经国大式，邑地相参，致理之本。井税之兴，其来日久，田莱之数，制之以限。盖欲使土不旷功，人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独膏腴之美；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窃见州郡之人，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代。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庐井荒凉，桑榆改植。事已历远，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年载稍久，乡老所惑，群证虽多，莫可取据。各附亲知，互有长短，两证徒具，听者犹疑，争讼迁延，连纪不判。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欲令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其可得乎！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细人获资生之利，豪右靡馀地之盈。无私之泽，乃播均于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积于比户矣。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属今主。然后虚诈之人，绝于觊觎，守分之士，免于凌夺。”帝深纳之，均田之制起于此矣。

九年，下诏均给天下人田：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不栽树者谓之露田。)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还受之盈缩。人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于分虽盈，没则还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数，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馀，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奴各依良。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于桑榆地分杂莳馀果及多种桑榆者不禁。诸应还之田，不得种桑榆枣果，种者以违令论，地入还分。诸桑田皆为代业，身终不还，恒从见口。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诸麻布之土，男夫及课，别给麻田十亩，妇人五亩，奴婢依良，皆从还受之法。诸有举户老小残疾无受田者，年十一以上及疾者，各授以半夫田。年逾七十者不还所受。寡妇守志者，虽免课亦授妇田。诸还受人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卖买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还受。诸土广人稀之处，随力所及，官借人种莳。后有来居者，依法封授。诸地狭之处，有进丁受田而不乐迁者，则以其家桑田为正田分，又不足不给倍田，又不足家内人别减分。无桑之乡，准此为法。乐迁者听逐空荒，不限异州他郡，唯不听避劳就逸。其地足之处，不得无故而移。诸人有新居者，三口给地一亩，以为居室，奴婢五口给一亩。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课种菜五分亩之一。诸一人之分，正从正，倍从倍，不得隔越他畔。进丁受田者，恒从所近。若同时俱受，先贫后富。再倍之田，放此为法。诸远流配谪无子孙及户绝者，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给其所亲，未给之间，亦借其所亲。诸宰人之官，各随近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职分田起于此。)- 北齐给授田令，仍依魏朝。每年十月普令转授成丁而授，丁老而退，不听卖易。文宣帝天保八年，议徙冀、定、瀛无田之人，谓之乐迁，于幽州宽乡以处之。(秦汉州郡则大，魏晋年代又远，改移分析，或未易知，以此要有解释。近代制置，今多因习，则不假繁叙，他皆类此。)

武成帝河清三年诏：每岁春月，各依乡土早晚，课人农桑。自春及秋，男子十五以上，皆布田亩。蚕桑之月，妇女十五以上，皆营蚕桑。孟冬，刺史听审邦教之优劣，定殿最之科品。人有人力无牛，或有牛无人力者，须令相便，皆得纳种。使地无遗利，人无游手。又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京城四面诸坊之外，三十里内为公田。受公田者，三县代迁户执事官一品以下，逮于羽林武贲，各有差。其外畿郡，华人官第一品以下，羽林武贲以上，各有差。职事及百姓请垦田者，名为永业田。奴婢受田者，亲王止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下至庶人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给田者，皆不输。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奴婢依良人，限数与在京百官同。丁牛一头受田六十亩，限止四牛。每丁给永业二十亩，为桑田。其田中种桑五十根，榆三根，枣五根，不在还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还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给麻田，如桑田法。

关东风俗传曰：”其时强弱相凌，恃势侵夺，富有连畛亘陌，贫无立锥之地。昔汉氏募人徙田，恐遗垦课，令就良美。而齐氏全无斟酌，虽有当年权格，时蹔施行，争地文案有三十年不了者，此由授受无法者也。其赐田者，谓公田及诸横赐之田。魏令，职分公田。不问贵贱，一人一顷，以供刍秣。自宣武出猎以来，始以永赐，得听卖买。迁邺之始，滥职众多，所得公田，悉从货易。又天保之代，曾遥压首人田，以充公簿。比武平以后，横赐诸贵及外戚佞宠之家，亦以尽矣。又河渚山泽有可耕垦肥饶之处，悉是豪势，或借或请，编户之人不得一垄。纠赏者，依令，口分之外知有买匿，听相纠列，还以此地赏之。至有贫人，实非剩长买匿者，苟贪钱货，诈吐壮丁口分，以与纠人，亦既无田，即便逃走。帖卖者，帖荒田七年，熟田五年，钱还地还，依令听许。露田虽复不听卖买，卖买亦无重责。贫户因王课不济，率多货卖田业，至春困急，轻致藏走。亦有懒惰之人，虽存田地，不肯肆力，在外浮游。三正卖其口田，以供租课。比来频有还人之格，欲以招慰逃散。假使蹔还，即卖所得之地，地尽还走，虽有还名，终不肯住，正由县听其卖帖田园故也。广占者，依令，奴婢请田亦与良人相似。以无田之良口，比有地之奴牛。宋世良天保中献书，请以富家牛地先给贫人，其时朝列，称其合理。”(宋孝王撰。)

后周文帝霸政之初，创置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亩，口七以上宅四亩，口五以下宅三亩。有室者田百四十亩，丁者田百亩——-杜佑《通典食货志》中华书局1982年版

宋孝武大明中，王玄谟请土断雍州诸侨郡县。(今襄阳、汉东等郡也。)

齐高帝建元二年，诏朝臣曰：”黄籍，人之，国之理端。自顷氓伪已久，乃至窃注爵位，盗易年月，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记死叛，停私而云隶役，身强而称六疾，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比年虽却改籍书，终无得实。若约之以刑，则人伪已远；若绥之以德；又未易可惩。诸贤并深明理体，各献嘉谋，以何科算能革斯弊也？”

虞玩之上表曰：”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条取人，孝建元年书籍，众巧之所始也。元嘉中，故光禄大夫傅崇，年出七十，犹手自书籍，躬加隐校。崇何必有石建之慎，高柔之勤，盖以时属休明，服道修身故耳。古之共理天下，唯良二千石，今欲求理取正，其在勤明令长。凡受籍，县不加检勘，但封送州。州检得实，方却归县。吏贪其赂，人肆其奸，奸弥深而却弥多，赂逾厚而答逾缓。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扬州等九郡黄籍，共却七万一千馀户。于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犹未四万。神州奥区，尚或如此，江、湘诸郡，倍不可念。愚谓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为正。人惰法既久，今建元元年书籍，宜更立明科，一听首悔。迷而不返，依制必戮。使官长审自检校，切令明洗，然后上州，永以为正。若有虚昧，州县同咎。今户口多少，不减元嘉，而版籍顿阙，弊亦有以。自孝建以来，入勋者众，其中操干戈卫社稷者，三分殆无一焉。寻苏峻平后，庾亮就温峤求勋簿，而峤不与，以为陶侃所上，多非实录。物之怀私，无代不有，宋末落纽，此巧尤多。又有改注籍状，诈入仕流，昔为人役者，今反役人。又生不长发，便谓为道。或抱子并居，竟不编户。迁徙去来，公违土断。属役无满，不归。法令必行，自然竞反。为理不患无制，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在不久。”帝省表，纳之。乃别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数巧，以防懈怠。

至武帝永明八年，谪巧者戍缘淮各十年，百姓怨咨。帝乃诏曰：”既往之愆，不足追咎，自宋升明以前，皆听复注。其有谪役边疆，各许还本。自此后有犯，严加其罚。”

梁武帝时所司奏，南徐、江、郢逋两年黄籍不上。尚书令沈约上言曰：”晋咸和初，苏峻作乱，版籍焚烧。此后起咸和三年以至乎宋，并皆详实，朱笔隐注，纸连悉缝。而尚书上省库籍，唯有宋元嘉中以来，以为宜检之日，即事所须故也。晋代旧籍，并在下省左人曹，谓之晋籍，有东西二库。既不系寻检，主者不复经怀，狗牵鼠啮，雨湿沾烂，解散于地，又无扃縢。此籍精详，实宜保惜，位卑，皆可依按。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条征发。既立此科，苟有回避，奸伪互起，岁月滋广，以至于齐。于是东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而簿籍于此大坏矣。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竞行奸货，落除卑注，更书新籍，通官荣爵，随意高下。以新换故，不过用一万许钱，昨日卑微，今日仕伍。凡此奸巧，并出愚下，不辨年号，不识官阶。或注义熙在宁康之前，或以崇安在元兴之后。此时无此府，此年无此国。元兴唯有三年，而猥称四年。又诏书甲子，不与长历相应。如此诡谬，万绪千端。校籍诸郎亦所不觉，不才令史更何可言。且籍字既细，难为眼力，寻求巧伪，莫知所在，徒费日月，未有实验。假令兄弟三人，分为三籍，却一籍父祖官，其二初不被却，同堂从祖以下固自不论，诸如此例，难可悉数。或有应却而不却，不须却而却。所却既多，理无悉当。怀冤抱屈，非止百千，投辞请诉，充曹牣府，既难领理，交兴人怨。于是悉听复注，普停洗却，既蒙复注，则莫不成官。此盖核籍不精之巨弊也。臣谓宋齐二代，士庶不分，杂役减阙，职由于此。自元嘉以来，籍多假伪。景平以前，既不系检，凡此诸籍，得无巧换。今虽遗落，所存尚多，宜有征验，可得信实。其永初、景平籍，宜移还上省。窃以为晋籍所馀，须加宝爱，若不切心留意，则还复散失矣。不识胄胤，非谓衣冠，凡诸此流，罕知其祖。假称高曾，莫非巧伪，质诸文籍，奸事立露，惩覆矫诈，为益实弘。又上省籍库，虽直郎题掌，而尽日料校，唯令史独入，籍既重宝，不可专委群细。若入库检籍之时，直郎、直都，应共监视。写籍皆于郎、都目前，并加掌置，私写私换，可以永绝。事毕郎出，仍自题名。臣又以为，巧伪既多，并称人士，百役不及，高卧私门，致命公私阙乏，是事不举。宜选史传学士谙究流品者，为左人郎、左人尚书，专共校勘。所作卑姓杂谱，以晋籍及宋永初景平籍在下省者，对共雠校。若谱注通籍有卑杂，则条其巧谬，下在所科罚。”帝以是留意谱籍，诏御史中丞王僧孺改定百家谱。由是有令史书吏之职，谱局因此而严。

始晋太元中，员外散骑侍郎贾弼好簿状，大披群族，所撰十八州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士庶略无遗阙。其子孙代传其业。宋王弘、刘湛并好其书。弘日对千客，而不犯一人讳。湛为选曹，始撰百家谱以助铨序，伤于寡略。齐王俭复加，得繁省之衷。僧孺为八十卷，东南诸族则为一部，不在百家之数。

陈文帝天嘉初，诏曰：”自顷编户播迁，良可哀惕。其亡乡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内随其适乐，来岁不问侨旧，悉令着籍，同土断之例。”

后魏初不立三长，唯立宗主督护，所以人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谓之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矣。

孝文太和十年，给事中李冲以三正理人，所由来远，于是创三长之制，曰：”宜准古，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长，党长取乡人强谨者。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所复复征戍，馀若人。三长三载亡愆则陟用之一等。”太后览而称善，引见公卿议之。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佑等曰：”冲求立三长者，乃欲混天下为一法，言似可用，事实难行。”太尉元丕曰：”臣谓此法若行，公私有益。”咸称方今有事之月，校比人户，新旧未分，人心劳怨。请过今秋，至冬闲月，徐乃遣使，于事为宜。冲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调时，百姓徒知立长校户之勤，未见均徭省赋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课调之月，令知赋税之均。既识其事，又得其利，因人之欲，为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进曰：”人俗既异，险易不同，九品差调，为日已久，一朝改法，恐成扰乱。”太后曰：”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遂立三长，公私便之。

北齐令人居十家为邻比，五十家为闾，百家为族党。之内则有党族一人，副党一人，闾正二人，邻长十人，合有十四人，共领百家而已。至于城邑，一坊侨旧或有千户以上，唯有里正二人，里吏二人。里吏不常置。隅老四人，非是官府，私充事力，坊事亦得取济。若论外党，便是烦多。

时宋孝王撰关东风俗传，曰：”昔六国之亡，豪族处处而有，秦氏失驭，竞起为乱。及汉高徙诸大姓齐、田、楚、景之辈以实关中，盖所以强本弱末之计也。文宣之代，政令严猛，羊、毕诸豪，颇被徙逐。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献武初在冀郡，大族猬起应之。侯景之反，河南侯氏几为大患，有同刘元海、石勒之众也。凡种类不同，心意亦异，若遇间隙，先为乱阶。时宋世良献书，以为’魏氏十姓八氏三十六姓，皆非齐代腹心，请令散配郡国无士族之处，给地与人。一则令其就彼仕宦，全其门户，二则分其气势，使无异图’。文宣不纳。数年之后，乃滥戮诸元。与其酷暴诛夷，未若防其萌渐，分隶诸郡。”

宋文帝元嘉中，始兴太守徐豁上表曰：”武吏年满十六，便课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课三十斛，一户内随丁多少，悉皆输米。且十三岁儿，未堪田作，或是单迥，便自逃匿，户口岁减，实此之由。宜更量课限，使得存立。今若减其米课，虽有交损，考之将来，理有深益。”诏善之也。

孝武帝大明五年，制天下人户岁输布四匹。齐高帝初，竟陵王子良上表曰：”宋文帝元嘉中，皆责成郡县，孝武征求急速，以郡县迟缓，始遣台使，自此公役劳扰。凡此辈使人，既非详慎，贪险崎岖，以求此役。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便行，驱迫邮传，侮折守宰。瞻郭睹境，飞下严符，但称行台，未明所督，摄总曹署，震惊郡邑。深村远里，俄刻十催。或尺布之逋，曲以当匹；百钱馀税，且增为千。诳云质作尚方，寄系东冶。百姓骇迫，不堪其命。恣意赃贿，无人敢言。贫薄礼轻，即生谤讟。愚谓凡诸检课，宜停遣使，明下符旨，审定期限，如有违越，随事纠坐，则政有恒典，人无怨咨。”子良又启曰：”今所在谷价虽和，室家饥嗛，(苦簟反。)缣纩虽贱，骈门裸质。而守宰务在裒刻，围桑品屋，以准赀课。致令斩树发瓦，以充重赋，破人败产，要利一时。东郡使人，年无常限，郡县相承，准令上直。每至州台使命，切求县急，乃有畏失严期，自残躯命，亦有斩绝手足，以避徭役。守长不务先富人，而唯言益国，岂有人贫于下而国富于上耶？又泉铸岁远，类多翦凿，江东大钱，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须轮郭。遂买本一千，加子七百，犹求请无地。且钱布相半，为制永久，或闻长宰须令输钱，进违旧科，退容奸利，欲人康泰，岂可得乎！”又启曰：”诸赋税所应纳钱，不限大小，但令所在兼折布帛，若杂物是军国所须者，听随价准直，不必尽令送钱。于公不亏其用，在私实荷其渥。昔晋氏初迁，江左草创，绢布所直，十倍于今。赋调多少，因时增减。永初中，官布一匹，直钱一千，而人所输，听为九百。渐及元嘉，物价转贱，私货则匹直六百，官受则匹准五百。所以每欲优人，必为降落。今入官好布，匹下百馀，其四人所送者，犹依旧制。昔为刻上，今为刻下，甿庶空俭，岂不由之。救人拯弊，莫过减赋。略其目前小利，取其长久大益，无患人赀不殷，国用不阜也。”

武帝时，豫章王嶷上表曰：”宋氏以来，州郡秩俸及杂供给，多随土所出，无有定准。夫理在夙均，政由一典。伏寻郡县长尉俸禄之制，虽有定科，而其馀资给，复由风俗，东北异源，西南各序，习以为常，因而弗变。顺之则固匪通规，澄之则靡不入罪。岂约法明章，先令后刑之谓也。臣谓宜使所在，各条件公田秩俸迎送旧典之外，守宰相承，有何供课。尚书精加勘覆，务存优衷，事在可通，随宜颁下，四方永为恒制。”帝从之。

自东晋寓居江左，百姓南奔者，并谓之侨人，往往散居，无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湿，无有蓄积之资。诸蛮陬俚洞，沾沐王化者，各随轻重收财物，以裨国用。又岭外酋帅，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其军国所须杂物，随土所出，临时折课市取，乃无恒法定令。列州郡县，制其任土所出，以为征赋。其无贯之人，不乐州县编户者，谓之浮浪人，乐输亦无定数任量，惟所输终优于正课焉。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无过四十户，每品减五户，至第九品五户。其佃谷皆与大家量分。其典计，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参军、殿中监、监军、长史、司马、部曲督、关外侯、材官、议郎以上，一人，皆通在佃客数中。官品第六以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及轝辇、迹禽、前驱、强弩司马、羽林郎、殿中冗从武贲、殿中虎贲、持椎斧武骑虎贲、持钑(色立反)冗；从虎贲、命中武贲武骑，一人。其客皆注家籍。其课，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并半之。男年十六亦半课，年十八正课，六十六免课。其男丁，每岁役不过二十日。其田，亩税米二升。盖大率如此。其度量三升当今一升，秤则三两当今一两，尺则一尺二寸当今一尺。(今谓即时。)

自梁武帝末侯景之乱，国用常褊，京官文武，月别唯得廪食，多遥带一郡县官而取其禄秩焉。扬、徐等大州，比令仆班。(扬州督王畿，理在建康，徐州督重镇，理在京口，并外官刺史最重者。尚书令、仆射，官品第三也。)宁、桂等小州，比参军班。(宁州理建宁，今云南郡。桂州理始安，今郡。并外官刺史最轻者。府参军，官品第六也。)丹阳郡、吴郡、会稽等郡，并同太子詹事、尚书班。(丹阳郡理建康，吴郡、会稽即今郡，并列郡最重者。詹事、尚书，官品第三也。)高凉、晋康等小郡，三班而已。(高凉、晋康即今郡，并列郡最轻者。梁武帝定九品后，其内官更为十八班，以班多者为贵。同班者则以居下为劣，则与品第高下不伦。当是其时更以清浊为差耳。本史既略，不可详也。)大县六班，小县两转方至一班，品第既殊，不可委载。其州郡县禄米绢布丝绵，当处输台传仓库。若给刺史守令等，先准其所部文武人物多少，由敕而裁。凡如此禄秩，既通所部兵士给之，其家得盖少。诸王诸主出阁就第，婚冠所须及衣裳服饰并酒米鱼鲑香油纸烛等，并官给之。王及主婿外禄者不给。解任还京，仍亦公给。

后魏道武帝天兴中，诏采诸漏户，令输纶绵。自后诸逃户占为茧罗縠者甚众，于是杂营户帅遍于天下，不隶守宰，赋役不同，户口错乱。景穆帝即位，一切罢之，以属郡县。

魏令：每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人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匹，下至牛，以此为降。大率十匹中五匹为公调，二匹为调外费，三匹为内外百官俸。人年八十以上，听一子不从役。孤独病老笃贫不能自存者，三长内迭养食之。

旧制，人闲所织绢布，皆幅广二尺二寸，长四十尺为一匹，六十尺为一端。后乃渐至滥恶，不依尺度。

孝文帝延兴三年秋，更立严制，令一准前式，违者罪各有差。冬十月，诏州郡人十丁取一以充行，户收租五十石，以备军粮。

太和八年，始准古班百官之禄，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至是，户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复增调外帛满二匹，所调各随其土所出。其司、冀、雍、华、定、相、泰、洛、荆河、怀、兖、陕、徐、青、齐、济、南河、东兖、东徐等州，贡绵绢及丝，其馀郡县少桑蚕处，皆以麻布充。

孝明帝时，张普惠上疏曰：”伏闻尚书奏复绵麻之调，遵先皇之令轨，复高祖之旧典。仰惟高祖废大斗，去长尺，改重秤，所以爱百姓，从薄赋。知军国须绵麻之用，故立幅度之规，亿兆荷轻赋之饶，不惮于绵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赋，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于上，亿兆乐于下。自兹以降，渐渐长阔，百姓怨嗟，闻于朝野。宰辅不寻其本，知天下之怨绵麻，不察其幅广、度长、秤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绵麻之调，以悦天下之心。此所谓悦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悦者也。尚书既知国少绵麻，不惟法度之翻易，人言之可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弃已行之成诏，遵前之非，遂后之失，奏求还复绵麻，以充国用。不思库中大有绵麻，而群官共窃利之。愚臣以为于理未尽。何者？今官人请调度造衣物，必度量，绢布匹有尺丈之盈，犹不计其广，丝绵斤两兼百铢之剩，未闻依律罪州郡者。若一匹之滥，一斤之恶，则鞭户主，连及三长。此所谓教人以贪也。今百官请俸，只乐其长阔，并欲厚重，无复准极。得长阔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调，绢布精阔且长，横发美称，以乱视听。此百司所以仰负圣明者也。今若必复绵麻，谓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严禁，复本幅度，新绵麻之典，依太和之税。其在库绢布并及丝绵不依典制者。请遣一尚书与太府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计其斤两广长，折给请俸之人。总常俸之数，年俸所出，以布绵麻，亦应周其一岁之用。使天下知二圣之心，爱人惜法，如此则高祖之轨中兴于神龟，明明慈信昭布于无穷，孰不幸甚。”

正光后，国用不足，乃先折天下六年租调而征之，百姓怨苦。有司奏断百官常给之酒，计一岁所省米五万三千五十四斛九斗，糵谷六千九百六十斛，麹三十万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时郊庙、百神群祀，依式供营。远蕃客使，不在断限。尔后寇贼转众，诸将出征，相继奔败，所亡器械资粮，不可胜数，而关西丧失尤甚，帑藏空竭。有司又奏，内外百官及诸蕃客廪食及肉悉三分减一，计岁终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孝昌二年冬，税京师田租亩五升，借赁公田者亩一斗。

庄帝即位，因人贫富，为租输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内纳粟，千里外纳米，上三品户入京师，中三品入他州要仓，下三品入本州岛。

靖帝天平初，诸州调绢不依旧式。兴和三年，各班海内，悉以四十尺为度，天下利焉。元象、兴和之中，频岁大穰，谷斛至九钱。法网宽弛，百姓多离旧居，阙于徭赋矣。齐神武秉政，乃命孙腾、高崇之分责无籍之户，得六十馀万，于是侨居者各勒还本属，是后租调之入有加焉。及侯景背叛，河南之地，困于兵革。寻而侯景乱梁，乃命行台辛术略有淮南之地。其新附州郡，羁縻轻税而已。

北齐文宣受禅，多所草创。六坊内从者，更加简练，每一人必当百人，任其临阵必死，然后取之，谓之百保鲜卑。又简华人之勇力绝伦者，谓之勇士，以备边要。始立九等之户，富者税其钱，贫者役其力。后南征，频岁陷没，士马死者以数十万计。重以修创台殿，所役甚广，兼并户口，益多隐漏。旧制，未娶者输半床租调。(有妻者输一床，无者半床。)阳翟一郡，户至数万，籍多无妻。有司劾之，帝以为生事，不许。由是奸欺尤甚，户口租调，十亡六七。是时用度转广，赐予无节，府藏之积，不足以供，乃减百官之禄，彻军人常廪，并省州郡县镇戍之职。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并不给干，(南齐以有僮干，若今驱使门仆之类。)以节国用之费焉。

河清三年，定令：乃率以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率人一床，调绢一匹，绵八两，凡十斤绵中折一斤作丝，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调二尺，垦租一斗，义租五升。垦租送台，义租纳郡，以备水旱。垦租皆依贫富为三枭。其赋税常调，则少者直出上户，中者及中户，多者及下户。上枭输远处，中枭输次远，下枭输当州仓。三年一校。租入台者，五百里内输粟，五百里外输米。入州镇者，输粟。人欲输钱者，准上绢收钱。是时频岁大水，州郡多遇沈溺，谷价腾踊，朝廷遣使开仓以粜之，而百姓无益，饥馑尤甚矣。

后主天统中，劳役鉅万，财用不给，乃减朝士禄料，断诸曹粮膳及九州岛军人常赐以供之。武平之后，权幸并进，赐予无限，乃料境内六等富人，调令出钱。

后周文帝霸府初开，制：司赋掌赋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与轻疾者，皆赋之。其赋之法：有室者，岁不过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丰年则全赋，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时征焉。若艰凶札，则不征其赋。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五十九，皆任于役。丰年不过三旬，中年则二旬，下年则一旬。起徒役，无过家一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从役；百年者，家不从役；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役。若凶札，又无力征。

武帝保定元年，改八丁兵为十二丁兵，率岁一月役。建德二年，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

宣帝时，发山东诸州兵，增一月功为四十五日役，以起洛阳宫。并移相州六府于洛阳，称东京六府。

宋武帝北取南燕，平广固，(南燕，慕容超。广固，即今北海郡。)西灭后秦，平关洛，(后秦，姚泓。)长河以南，尽为宋有。帝素节俭，有司尝奏东西堂施局脚床，用银涂钉，帝以为费，使用直脚床，钉用铁。公主出适，遣送不过二十万，无锦绣金玉之费。文帝励精临人，江左数代帝王莫及，所以称元嘉之理，比前汉之文、景焉。既而国富兵强，更务经略。元嘉二十七年，后魏主太武帝以数十万众南伐，河上屯戍，相次覆败。魏师至瓜步而还。宋之财力，自此衰耗。今按本史，孝武大明八年，户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万五千五百一。

齐氏六王，年代短促，其户口未详。

梁武之初，亦称为理，及精华耗竭，贪地邀功，侯景逆乱，竟以幽毙。元帝惨虐，骨肉相残，才及三年，便至覆灭，坟籍亦同灰烬。户口不能详究。

陈武帝，荆州之西，既非我有，淮肥之内，力不能加。宣帝勤恤人隐，时称令主，阅其本史，户六十万。而末年穷兵黩武，远事经略，吴明彻全军只轮不返，锐卒利器，从此歼焉。至后主灭亡之时，隋家所收户五十万，口二百万。

后魏起自阴山，尽有中夏。孝文迁都河洛，定礼崇儒。明帝正光以前，时惟全盛，户口之数，比夫晋太康倍而馀矣。(按晋武帝太康元年平吴后，大凡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口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今云倍而馀者，是其盛时则户有至五百馀万矣。)及尔朱之乱，政移臣下，或废或立，甚于弈棋，遂分为东西二国，皆权臣擅命，战争不息，人户流离，官司文簿，又多散弃。今按旧史，户三百三十七万五千三百六十八。(其时以征伐不息，唯河北三数大郡，多千户以下，复通新附之郡，小者户才二十，口百而已。)

北齐承魏末丧乱，与周人抗衡，虽开拓淮南，而郡县褊小。文宣受禅，性多暴虐，而能委政宰辅杨遵彦，十数年闲，亦称为理。故其时以为主昏于上，政清于下。及武成、后主，俱是僻王。至崇(国讳改之)化三年，为周师所灭。有户三百三万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万六千八百八十。

后周闵、明二帝，主祭而已，俱以弑崩。武帝诛戮权臣，(诛宇文护。)方览庶政，躬俭节用，考核名实，五六年内，平荡燕齐。(灭高齐。)嗣子昏虐，亡不旋踵。按大象中，有户三百五十九万，口九百万九千六百四。

宋文帝元嘉七年，立钱署，铸四铢钱，文曰”四铢”，重如其文。人闲颇盗铸，多翦凿古钱取铜，帝甚患之。录尚书江夏王义恭建议，以一大钱当两，以防翦凿，议者多同之。何尚之议曰：”夫泉贝之兴，以估货为本，事存交易，岂假数多。数少则币重，数多则物重，多少虽异，济用不殊。况复以一当两，徒崇虚价者也。凡创制改法，宜顺人情，未有违众矫物而可久也。泉布废兴，议自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罢息，六货溃乱，人泣于市。良由事不画一，难用遵行。夫钱之形，大小多品，直云大钱，则未知其格。若止于四铢五铢，则文皆古篆，既非庸下所识，加或漫灭，尤难分明，公私交乱，争讼必起，此最是深疑者也。命旨兼虑翦凿日多，以致销尽。鄙意复谓殆无此嫌，人巧虽密，要有踪迹，用钱货铜，事可寻检，直由纠察不精，致使立制以来，发觉者寡。今虽有悬金之名，竟无酬与之实。若申明旧科，擒获即报，畏法希赏，不日息矣。”

中领军沈演之以为：”龟贝行于上古，泉刀兴自周代，皆所以阜财通利，实国富人者也。但采铸久废，丧乱累仍，縻散湮灭，何可胜计。晋迁江南，疆境未廓，或土习其风，钱不普用。今封略开广，声教遐暨，金镪布洽，爰逮边荒，用弥广而货愈狭。加复竞窃翦凿，销毁滋繁，刑虽重禁，奸弊方密。肆力之甿徒勤，不足以供赡。诚由货贵物贱，常调未革。愚谓若以大钱当两，则国传难朽之宝，家赢一倍之利，不俟加宪，巧源自绝。”上从演之议，遂以一钱当两，行之经时，公私非便，乃罢。

时言事者，多以钱货减少，国用不足，欲禁私铜，以充官铸五铢。范泰又陈曰：”夫货存贸易，不在多少。昔日之贵，今者之贱，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人均通，则无患不足。若使必资货广以收国用者，则龟贝之属，自古而行。铜之为器，在用也博矣。锺律所通者远，机衡所揆者大。器有要用，则贵贱同资；物有适宜，则家国共急。今毁必资之器，而为无施之钱，于货则功不补劳，在用则君人俱困，校之以实，损多益少。良由阶根未固，意存远略。伏愿思可久之道，赊欲速之情，则嘉谟日陈，圣虑可广。”

先是元嘉中，铸四铢钱，轮郭形制，与古五铢同价无利，百姓不资盗铸。孝武孝建初，铸四铢，文曰”孝建”，一边为”四铢”，其后稍去”四铢”，专为”孝建”。三年，尚书右丞徐爰议曰：”货薄人贫，公私俱罄，不有革造，将至大乏。宜应式遵古典，收铜缮铸，纳赎刊刑，着在往策。今宜以铜赎刑，随罪为品。”诏可之。所铸钱形式薄小，轮郭不成就。于是人闲盗铸者云起，杂以铅锡，并不牢固。又翦凿古钱，以取其铜，钱既转小，稍违官式。虽重制严刑，人吏官长坐死免者相系，而盗铸弥甚。百物踊贵，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无轮郭者，悉加禁断。

时议者又以铜转难得，欲铸二铢钱。颜竣曰：”议者将谓官藏空虚，宜更改变，天下铜少，宜减钱式，以救灾弊，振国吊人。愚以为不然。今铸二铢，恣行新细，于官无解于乏，而人奸巧大兴，天下之货，将糜碎至尽。空立严禁，而利深难绝，不过一二年闲，其弊不可复救。此其不可一也。今镕铸获利，不见有顿得一二倍之理，纵复得此，必待弥年。又不可二也。人惩大钱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间，必生纷扰，富商得志，贫人困穷。又不可三也。况又未见其利，而众弊如此。失算当时，取诮百代。”上不听。

废帝景和元年，铸二铢钱，文曰”景和”，形式转细。官钱每出，人闲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无轮郭，不磨鑢，如今之翦凿者，谓之来子，尤薄轻者谓之荇叶，市井通用之。永光元年，沈庆之启通私铸，由是钱货乱改，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于此者，谓之綖环钱。入水不沈，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断数。十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货不行。

明帝泰始初，唯禁鹅眼、綖环，其馀皆通用，复禁人铸，官署亦废工，寻又普断，唯用古钱。

齐高帝建元四年，奉朝请孔觊上书曰：”三吴国之关阃，比岁被水潦而籴不贵，是天下钱少，非谷穰贱，此不可不察也。铸钱之弊，在轻重屡变。重钱患难用，而难用为无累；轻钱弊盗铸，而盗铸为祸深。人所盗铸严法不禁者，由上铸钱惜铜爱工也。惜铜爱工也者，谓钱无用之器，以通交易，务欲令轻而数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详虑其患也。自汉铸五铢钱，至宋文帝历五百馀年，制度有废兴而不变五铢者，其轻重可法，得货之宜也。以为宜开置钱府，方督贡金，大兴镕铸，钱重五铢，一依汉法。府库以实，国用有储，乃量俸禄，薄赋税，则家给人足。顷盗铸新钱者，皆效作翦凿，不铸大钱也。磨泽淄染，始皆类故，交易之后，渝变还新。良人不习淄染，不复行矣。所卖鬻者，皆徒失其物。盗铸者复贱买新钱，淄染更用，反复生诈，循环起奸，明主尤所宜禁而不可长也。若官钱已布于人，使严断翦凿，小轻破缺无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钱细小者，称合铢两，销以为大。利贫良之人，塞奸巧之路。钱货既均，远近若一，百姓乐业，市道无争，衣食滋殖矣。”时议者以为钱货转少，宜更广铸，重其铢两，以防人奸。上乃使诸州大市铜，会上崩乃止。

武帝时，竟陵王子良上表曰：”顷钱贵物贱，殆欲兼倍，凡在触类，莫不如兹。稼穑艰劬，斛直数十，机杼勤苦，疋才三百。所以然者，实亦有由。年常岁调，既有定期，僮恤所上，咸是见直。东闲钱多翦凿，鲜复完者，公家所受，必须圆大，以两代一，困于无所，鞭捶质系，益致无聊。”

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馀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则全以金银为货。(荆州，今巴东、夷陵、云安郡地。郢州，今江夏、齐安、竟陵、汉阳、富水郡地。江州今浔阳、鄱阳、章郡、庐陵、临川郡地。湘州，今湘川之地。梁州，今汉川之地。益州，今蜀川之地。交、广，今岭南道之地。)武帝乃铸钱，肉好周郭，文曰”五铢”，重四铢三参二黍，其百文则重一斤二两。又别铸，除其肉郭，谓之公式女钱，径一寸，文曰”五铢”，重如新铸五铢，二品并行。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者，其五铢径一寸一分，重八铢，文曰”五铢”，三吴属县行之。女钱径一寸，重五铢，无轮郭，郡县皆通用。太平百钱二种，并径一寸，重四铢，源流本一，但文字古今之殊耳，文并曰”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径六分，重一铢半，文曰”定平一百”。稚钱五铢，径一分半，重四铢，文曰”五铢”，源出于五铢，但狭小，东境谓之稚钱。五朱钱，径七分半，重三铢半，文曰”五朱”，源出稚钱，但稍迁异，以铢为朱耳，三吴行之，差少于馀钱。又有对文钱，其源未闻。丰货钱，径一寸，重四铢，代人谓之富钱，藏之令人富也。布泉钱，径一寸，重四铢半，代谓之男钱，云妇人佩之即生男也。此等轻重不一。天子频下诏书，非新铸二种之钱，并不许用，而趋利之徒，私用转甚。至普通中，乃议尽罢铜钱，更铸铁钱。人以铁贱易得，并皆私铸。及大同以后，所在铁钱，遂如丘山，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唯论贯。商旅奸诈，因之以求利。自破岭以东，八十为陌，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陌，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陌，名曰长钱。大同元年，天子乃诏通用足陌，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陌。

陈初，承梁丧乱之后，铁钱不行。始梁末有两柱钱及鹅眼钱，于时人杂用，其价同，但两柱重而鹅眼轻，私家多镕铸，又间以锡铁，兼以粟帛为货。文帝天嘉五年，改铸五铢。初出，一当鹅眼十。宣帝太建十一年，又铸大货六铢，以一当五铢之十，与五铢并行，后还当一。人皆不便，乃相与讹言曰：”六铢钱有不利县官之象。”未几而帝崩，遂废六铢而行五铢，竟至陈亡。其岭南诸州，多以盐米布交易，俱不用钱。

后魏初至太和，钱货无所用也。孝文帝始诏天下用钱。十九年，公铸粗备，文曰”太和五铢”，诏京师及诸州镇皆通行之。内外百官禄，皆准绢给钱，疋为钱二百。在所遣钱工备炉冶，人有欲铸，听就铸之。铜必精炼，无所和杂。

宣武帝永平三年冬，又铸五铢钱。京师及诸州镇或不用，或有止用古钱，不行新铸，致商贾不通，贸迁颇隔。延昌三年，有司奏，长安骊山(今昭应县是。)有银矿，二石得银七两。其秋，恒州(时恒州，今代郡安边、马邑。)又上言，白登山(今马邑郡界。)有银矿，八石得银七两、锡三百馀斤，其色洁白，有逾上品。诏并置银官，常令采铸。又汉中(今郡地。)旧有金户千馀家，常于汉水沙淘金，年终输之。后临淮王彧为梁州刺史，奏罢之。

孝明帝熙平初，尚书令任城王澄上言：”夏殷之政，九州岛贡金，以定五品，周仍其旧。太公立九府之法，于是圜货始行，定铢两之楷。齐桓循用，以霸诸侯。降及秦始、汉文，遂有轻重之异。吴濞、邓通之钱，收利遍于天下，河南之地，犹甚多焉。逮于孝武，乃造五铢，其中毁铸，随利改易，故使钱有小大之品。窃寻太和之钱，孝文留心创制，后与五铢并行，此乃不刊之式。臣窃闻之，君子行礼，不求变俗，因其所宜，顺而致用。太和五铢，虽利于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扬之市。(徐今彭城、琅琊郡地。扬今寿春郡地。)土货既殊，贸鬻亦异，便于荆郢之邦者，则碍于兖徐之域。(荆今南阳郡地，郢今汝南郡地，兖今鲁郡、东平郡地。)致使贫人有重困之切，王道贻隔化之讼。去永平三年，敕不行之钱，虽有常禁，其先用之处，权可听行，至来年末悉令断之。暨延昌二年，徐州人俭，刺史启奏求行土钱，旨听权依旧用。谨寻不行之钱，律有明式，指谓鹅眼、环凿，更无馀禁。计河南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来绳禁，愚窃惑焉。又河北州镇，既无新造五铢，设有旧者，而复禁断，并不行使。专以单丝之缣，疏缕之布，狭幅促度，不中例程，裂疋为尺，以济有无。至今徒成杼轴之劳，不免饥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钱货，实非救恤冻馁，子育黎元。谨惟自古以来，钱品不一，前后累代，易变无常。且钱之为名，欲泉流不已。臣之愚意，谓今之太和与新铸五铢及诸古钱方俗所便用者，虽有大小之异，并得通行。贵贱之差，自依乡价。庶货环海内，公私无壅。其不行之钱及盗铸、毁大为小、伪不如法者，据律罪之。”诏曰：”钱行已久，今东南有事，且可依旧。”

澄又奏：”谨详周礼，外府掌邦布之出入。布犹泉也，藏曰泉，流曰布。然则钱之兴也，始于一品，欲令代匠均同，圜流无极。爰暨周景，降逮亡新，易铸相寻，参差百品。遂令接境乖商，连邦隔贸。今谨重参量，以为太和五铢，乃大魏之通货，不朽之恒模，宁可专贸于京邑，不行于天下！但今戎马在郊，江疆未一，东南之州，依旧为便。至于京西京北域内州镇未用钱处，行之则不足为难，塞之则有乖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谷则有负担之难，钱之为用，贯镪相属，不假斗斛之器，不劳秤尺之平，济代之宜，便利于此。请并下诸方州镇，其太和及新铸五铢并古钱内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听行之。鹅眼、环凿，依律而禁。河南州镇先用钱者，既听依旧，不在断限。唯太和、五铢二钱得用公造新者。其馀，一用古钱。生新之类，普同禁约。诸方之钱，通用京师。其听依旧之处，与太和钱及新造五铢并行。若盗铸钱者，罪重常宪。既欲均齐物品，廛井斯和，若不绳以严法，无以肃兹违犯。”诏从之。而河北诸州，旧少钱货，犹以他物交易，钱略不入于市。

二年冬，尚书崔亮奏：”弘农郡铜青谷有铜矿，计一斗得铜五两四铢。苇池谷矿，一斗得铜五两。鸾帐山矿，一斗得铜四两。河内郡王屋山(今王屋县)矿，一斗得铜八两。南青州苑烛山、齐州商山，并是往昔铜官，旧迹见在。谨按铸钱方兴，用铜处广，既有冶利，并宜开铸。”诏从之。自后所行之钱，人多私铸，钱稍小薄，价用弥贱。建义初，重制盗铸之禁，开纠赏之格。

孝庄帝初，私铸者益更薄小，乃至风飘水浮，米斗几直一千。秘书郎杨偘奏曰：”昔马援在陇西，尝上书求复五铢钱，事下三府，不许。及援入为武贲中郎，亲对光武，释其趋向，事始施行。臣顷在雍州，亦表陈其事，听人与官并铸五铢钱，使人乐为而俗弊得改。旨下尚书八座。不许。以今况昔，为理不殊。求取臣前表，经御披析。”偘乃随宜剖说，帝从之，乃铸五铢钱。

御史中尉高恭之又奏曰：”四民之业，钱货为本，救弊改铸，王政所先。自顷以来，私铸薄滥，官司纠绳，挂网非一。在今铜价，八十一文得铜一斤，私造薄钱，斤逾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随之以重刑，得罪者虽多，奸铸者弥众。今钱徒有五铢之文，而无二铢之实，薄甚榆荚，上贯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此乃因循有渐，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复何罪。昔汉文以五分钱小，改铸四铢，至孝武复改三铢为半两，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轻也。论今据古，宜改铸大钱，文载年号，以记其始。则一斤所成七十六文。铜价至贱，五十有馀，其中人功、食料、锡炭、铅沙，纵复，不能自润。直置无利，应自息心，况复严刑广设。以臣测之，必当钱货永通，公私获允。”后遂用杨偘计。

永安二年秋，诏更铸，文曰”永安五铢”。官自立炉，亦听人就铸，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官欲贵钱，乃出藏绢，分遣使人于三市卖之，绢疋止钱二百，而私市者犹三百。利之所在，盗铸弥众，巧伪既多，轻重非一，四方州镇，用各不同。

时铸钱都将长史高谦之，(即高恭之兄，字道让。)上表求铸三铢钱曰：”盖钱货之立，本以通有无，便交易。故钱之轻重，时代不同。太公为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时更铸大钱。秦兼海内，钱重半两。汉兴，以秦钱重，改铸筴钱，至孝文五年，复为四铢。孝武时，悉复销坏，更铸三铢，至元狩中，变为五铢。又造赤仄，以一当五。王莽摄政，钱有六等：大钱重十二铢，次九铢，次七铢，次五铢，次三铢，次一铢。魏文帝罢五铢钱，至明帝复立。孙权江左铸大钱，一当五百。权赤乌五年，复铸大钱，一当千。轻重大小，莫不随时而变。窃以食货之要，八政为首，聚财之贵，贻训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饶，御海内之富，莫不腐红粟于太仓，藏朽贯于泉府，储畜既盈，人无困弊，可以宁谧四极，如身使臂者矣。昔孝武外事四夷，遂虚国用。盐铁既兴，钱币屡改，少府遂丰，上林饶积。外辟百蛮，不增赋者，皆计利之由也。今群妖未息，四郊多垒，征税既烦，千金日费，资储渐耗，财用将竭，诚杨氏献说之秋，桑、儿言利之日。夫西京之盛，钱犹屡改，并行小大，子母相权。况今寇难未除，州郡沦没，人物凋零，军国用少，别铸小钱，可以富益，何损于政，何妨于人也。且政兴不以钱大，政衰不以钱小，唯贵公私得所，政化无亏，既行之于古，亦宜效之于今矣。昔禹遭大水，以历山之金铸钱，救人之困。汤遭大旱，以庄山之金铸钱，赎人之卖子者。今百姓穷悴，甚于曩日，钦明之主岂得垂拱而观之哉！臣今此铸，以济交乏，五铢之钱，任使并用，行之无损，国得其益。”诏将从之，事未就，会卒。

北齐神武霸政之初，犹用永安五铢。迁邺已后，百姓私铸，体制渐别，遂各以为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紧钱、吉钱，河阳生涩、天柱、赤牵之称。冀州之北，钱皆不行，交贸者皆以绢布。神武乃收境内之铜及钱，仍依旧文更铸，流之四境。未几之间，渐复细薄，奸伪竞起。

武定六年，文襄王以钱文五铢，名须称实，宜秤钱一文重五铢者，听入市用。计一百文重一斤四两二十铢，自馀皆准此为数。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秤，悬于市门。私人所用之秤，皆准市秤以定轻重。凡有私铸，悉不禁断，但重五铢，然后听用。若入市之钱，不重五铢，或虽重五铢而多杂铅镴，并不听用。若辄以小薄杂钱入市，有人纠获，其钱悉入告者。其薄小之钱，若便禁断，恐人交乏绝，畿内五十日，外州百日为限。群官参议，咸以为时谷颇贵，请待有年，王从之而止。

文宣受东魏禅，除永安之钱，改铸常平五铢，重如其文。其钱甚贵，而制造甚精。其钱未行，私铸已兴，一二年闲，即有滥恶，虽杀戮不能止。乃令市增长铜价，由此利薄，私铸少止。至干明、皇建之间，往往私铸。邺中用钱，有赤郭、青熟、细眉、赤生之异。河南所用，有青薄铅锡之别。青、齐、徐、兖、梁、荆河等州，辈类各殊。武平以后，私铸转甚，或以生铁和铜，至于齐亡，卒不能禁。

后周之初，尚用魏钱。及武帝保定元年，乃更铸布泉之钱，以一当五，与五铢并行。梁益之境，又杂用古钱交易。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汉书西域传，罽宾国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幕即漫也。乌弋山离国之钱，与罽宾国同，文为人头，幕为骑马，加金银饰其仄。安息亦以银为钱，文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即更铸。大月氏亦同。)而官不禁。建德三年，更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大收商贾之利，与布泉钱并行。四年，又以边境之钱，人多盗铸，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关。布泉之钱听入而不听出。五年，以布泉渐贱而人不用，遂废之。初令私铸者绞，从者远配为户。齐平以后，山东之人，犹杂用齐氏旧钱。至宣帝大成元年，又铸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十，与五行大布、五铢，凡三品并用。——-杜佑《通典食货志》中华书局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