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豢（生卒年待考），长鱼氏，京兆（今陕西西安）人。三国时期曹魏国郎中、著名史学家。
鱼豢是曹魏末期至晋朝初期的著名学者、史学家，撰写有著名的纪传体史书《魏略》。《魏略》为部八十余卷，每部皆有数十篇，约合八百余万字，是魏、晋时期不可多得的史学巨著。
《魏略》，是鱼豢私自撰著的，一般皆说其记事止于魏明帝。但据《三国志·三少帝纪》注引《魏略》记有嘉平六年(公元254年)农历9月司马师废齐王曹芳及郭太后议立高贵乡公事甚详，则知《魏略》记事非只止于明帝，而是止于三少帝时。
近代学者张鹏一在《魏略辑本》中称：“鱼豢死于晋太康以后，即鱼豢入晋朝后还活了十六年以上，可知鱼豢不曾仕晋。”看来，鱼豢是忠于曹魏而耻为晋臣者，故而在《魏略》中叙事颇为注重品节作风。
裴松之所注的著名《三国志》，其引用之书以《魏略》为最多。如今《魏略》虽早已亡佚，但从裴松之的注中尚可窥知其梗概，从《魏略》的内容和文字看，其内容还是相当严谨的。
鱼豢是陕西关中人，源出春秋姬姓晋国长鱼矫氏族，所以对西戎故地即西北的风土人情多有叙述，因此在《三国志·东夷传》中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不仅能补诸多陈书之缺，而且史料价值也极为珍贵，被历代史家称誉为：“殊方记载，最为翔实”。
在《魏略》中，鱼豢很注意对三国时期各阶层人物的描写，例如他为董遇、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祥七人作《儒宗传》，其序曰：“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公元190～220年)，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嗟夫！学业沉陨，乃至于此，是以私心常区区贵乎数公者，各处荒乱之际，而能守志弥敦者也。”
由此可知，在曹魏国时期，贵族子弟们入太学多是为了躲避服役，而在太学中教授生徒的博士们也大都粗疏，学无根底。当时朝中公卿以下能执笔为文者也不到十人。无怪乎鱼豢要叹息当时学术、文化的坠落了。
鱼豢在《儒宗·董遇传》中，介绍了董遇接受的先决条件，即不论学习什么书，都“必当先读百遍”。他说：“读书百遍而义自见”。
鱼豢在《儒宗传》中，还深刻揭露了地方大姓豪族欺凌非富强之家(单家)的情景。如在《薛夏传》中鱼豢说：“薛夏，字宣声，天水人也。博学有才。天水旧有姜、阎、任、赵四姓，常雄于郡中，而夏为单家，不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东诣京师。太祖宿闻其名，甚礼遇之。后四姓又使囚遥引夏，关移颍川，收捕系狱。时太祖已在冀州，闻夏为本郡所质，抚掌曰：“夏无罪也，汉阳儿辈直欲杀之耳！乃告颍川，使理出之，召署军谋掾。”
从中可见，当时天水郡四姓豪族平素称霸郡中，单家薛夏独不肯降事之，四姓豪族们便千方百计地想对他下毒手，薛夏在投奔曹操后，四姓仍企图捕他论罪。地方豪族对名闻中原的学者尚如此狠毒，那么一般单家百姓所受不法豪族的欺压程度，自然更不在话下了。
在《魏略》中，还记有《清介》、《纯固》、《勇侠》、《知足》、《游说》、《佞幸》等诸多传记。宋朝学者高似孙称赞《魏略》：“特为有笔力……亦一时记载之隽也”；清朝大学者钱大昕亦称赞《魏略》：“诸传标目，多与他史异”。
关于《魏略》的卷册数目，在史籍《隋书·经籍志二》中记载：“《魏略》八十九卷，魏郎中鱼豢撰”。在史籍《旧唐书·经籍志上》中记载：“《魏略》三十八卷，鱼豢撰；《典略》五十卷，鱼豢撰”。而在史籍《新唐书·艺文志二》中则记载：“鱼豢《魏略》五十卷”。
万分可惜的是，鱼豢所撰的《魏略》，在唐朝后期的战乱之中绝大多数皆已亡佚，今天人们所见的两种辑本，其内容还不到原著的二十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