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依稀记得，在古老的岁月里，那些改变天运的大佬身份可不简单。钦天监的官署清一色，掌管观察天象，钟情于算历。朝朝盛行，盛极而衰，但他们的一腔热诚却历久常新。从周朝太史一直到回回司天监，各个玄妙莫测的词缀和谐相处，暗合可尝。每一个钦天监的名人，没有一个不值得铭记。
1、各朝代“钦天监”的名人
古时候，每一位早起的人们，都有自己的好奇和期待。史记中记载着许多天文官的故事：上古时期的重和黎和羲氏与和氏; 夏朝的昆吾; 商朝的巫咸; 周代王室的史佚和苌弘，还有诸侯国自己的天文官，称霸一方，惊天地泣鬼神。他们不只是“观星者”，更是推测着岁月的变迁，抚摸着时光的过往。在那些绚烂而神秘的词缀中，他们宛如长颈鹿般挺拔，让人心怀敬畏。
做王者的特别顾问，恐怕也只有天文官员这个担当。在东汉时期，太史令是最高级别的天文官员，管辖着天文台和明堂两个部门。灵台丞是主持天文台工作的大佬，有四十二名得心应手的助手，各个分工明确。十四人专门观测恒星，二人观测太阳，三人测风向，十二人测晴雨，三人测时间，七人校验钟声，还有一人管杂事，“舍人”也不干闲事。他们再细致的观察，也不过是为了更好地推算、编制历法，掌握岁月之轨迹。元代以前，正是因为他们的付出，才让天文机构光彩夺目。
明初，天文机构改头换面。司天监和回回司天监成了两个分开的机构，操作人员多达七十人。每个局都有其任务和使命，天文、漏刻、大统历和回回历等科也都是为了更好的分工。作为故都，南京也有着司天监和回回司天监。他们的权利虽小，但却是掌控着整个天文知识的关键所在。他们的手堆着厚重的古籍，脑里装着一技之长，用心地抚摸着整个宇宙的奥妙。用他们的亲历见证，历史往事若隐若现，光芒四射。
2、钦天监的权利
古老的天文机构承载着皇家的荣耀和威严，太史令等天文官员，都是由亲手启封的皇帝亲自指定。他们身负编制历法和占星预测的任务，既是天文学家，也是占星专家。天文官们享有种种特权，清代的法规都特别规定，钦天监官员即使犯罪也可以从轻判处。皇权浩荡，星象关键。钟鸣鼎食之中，历法决意得所。
人们总是相信，预测天灾人祸，总可以从天象细微的变化中得出香火的逆转。人类社会诞生之初，便有对天体现象的观察。古埃及人就是根据太阳和天狼星同时在地平线上升起，来判断尼罗河的汛期。两河流域也有观察天象的塔台，即天文台。而中国的星象图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星象图之一。因此，中国自夏、商、周直到明清，设立了天文观测、天象推算的部门和人员，以预见命运的轨迹，掌控天命之权。岁月恒河，天意浩瀚，恰是天文机构揭开世间福祸存亡奥秘的关键之所在。
3、天文观测的历史
“钦天监”，是中国官署名，掌管天文、气象、历法、推步诸事。他们观察着日月星辰的变幻和风云气色的异变，控制着天际的奥妙与往来迁移的记忆。自唐代以来，这个名称多番更替。唐代秘书省设下了秘书监，分为着作局和太史局，太史局即是钦天监的前身。后来，周武后久视元年(西元七零零)，太史局改为浑仪监；至唐睿宗景云元年(七一零)，又被更名为太史监，但嗣后仍复称太史局。直到肃宗乾元元年(七五八)三月十九日，改太史局为司天台，并定下了独立的制度。台址先从长安子城秘书省西迁至永宁坊东南，后来，设官更多，规模不断扩大。监设一人，官秩为从三品(新唐书谓为正三品，中国过去官品有正从，犹言正副也)，少监二人，灵台郎二人，挈壶正二人。并设春、夏、秋、中五官正五人，皆为正五品；全台正九品以上的官员，不下六十余人。他们所经营的一切，都是为了控制历法的纵横，掌握时间的流逝。
宋代虽设立了司天监，但仪器却多取前朝旧制。元至
一三六七年，钦天监更名太史院，这个美好的名称，如一盏明灯，照亮了古代中国的天文学和历法。可是，明洪武元年又把它改回司天监。三年后，又再度改为钦天监，这个名字由此产生。虽然官秩和组织稍有变动，但职责与唐宋时期相同。十四年，钦天监被改为正五品，设立令和丞，二十二年，又把令改为监正，丞改为监副，一直延续到清朝。
古代中国在天文历象上的进步，部分得益于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东来的教士以天文学见长，也为中国人士所推崇。一六二九年，北京东长安街成立了采用西法开历局，由徐光启督导。邓玉函、龙华民、罗雅谷等西方教士共同参与了历法的修编，精度高，准确无误。
随着清朝的建立，西方教士进一步促进了天文历象的发展，并被任命到钦天监工作，汤若望、南怀仁都曾任职于此。虽然南怀仁过世后，西方教士在钦天监工作中很常见。清朝钦天监两名监正，常一汉一满或一汉一西，皆为正五品。左右监副皆由西人担任，他们的官阶为正六品。五官正五人，都是汉人，官阶为从六品。钦天监最终被废除，它的职责由中央观象台司理。在那里，这个美妙的天文历象故事得以延续。
在清朝钦天监的历史上，汤若望这位著名的传教士是个名人。他是德国人，继承了利玛窦的遗志，来到中国传教。在明天启二年(一六二)他入境中国，取名汤若望。汤若望在天文学方面知识渊博，在崇祯三年(一六三零)时，徐光启即将修订新历，将汤若望从西安调到北京，担任徐光启的助手。此外，他在机械制造方面也十分在行，他帮助祟桢皇帝制造出威力强大的“红夷大炮”，在抗击清军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明清双方都将他看做是不可多得的全能人才。
在崇祯十七年(一四)国运风雨飘摇之际，汤若望仍然坚定地留在北京。六月，多尔衮率领清军进入北京城，命令城内居民迁离城外，为大军腾出地方。然而，汤若望并没有轻易退缩。他上书请求保护，得到清政府的礼遇，他的教堂、三千册书籍和为祟祯皇帝修订的《崇祯历书》几乎没有受到任何伤害，都得到了妥善安置。
汤若望的传奇故事，展现出一个坚定而勇敢的灵魂，他不仅以天文学知识为中国的天文研究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同时也将自己的技能运用到中国当时的机械制造中，使中国科技事业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清政府上台后，制定新历法成为了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这个任务也关系到了新朝代在人民心中的威望。清朝政府要代替前朝日历，制订新的天文历法。当时采用中国传统的大统历和回回历，推算出来的天文现象发生时间与实际时间相差较大，这影响到了新朝代在百姓心中的威望。此乃大事！
于是，多尔衮命令钦天监官员修订新历法，而汤若望成为了其中的关键人物。多尔衮十分不满意当前历法，于是召见汤若望询问有关历法的技术问题。在同年八月的一次日食测定过程中，三种历法的优缺点立刻显现，汉历和回历分别相差二刻和四刻，而“西洋新法”的测算结果丝毫不差。
清政府当即决定采纳西洋新法，新历书命名为《时宪历》。不久，汤若望担任了钦天监的领袖，相当于国家天文台的台长。能推算历法的人在当时被认为懂得占星术，并深受官员和百姓们的崇拜。自汤若望就任以后，一直到清道光年间，钦天监的官员都由西方传教士担任。
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汤若望在推进新历法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他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帮助清政府得到新历法的成功推广和广泛应用，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