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荆轲刺秦王这幕壮剧，历来有赞有弹，比如说，陶渊明盛赞荆轲的侠义勇烈，柳宗元则批评荆轲的浅见寡谋。同样是《咏荆轲》，他们竟吟咏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意味。陶渊明的《咏荆轲》能够成为千古名篇，不仅以诗艺取胜，以取胜，而且以历史观取胜。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滋，羽奏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要问什么古诗能使人读后荡气回肠，这就是一个现成的范例。一向只被人认定有清奇逸气的陶渊明，胸中竟然也有跌宕豪气，这岂不令人吃惊？他对荆轲刺秦王的壮举大加赞美，对荆轲功败垂成、身遭显戮的命运则深表同情，他的历史观彰显无遗：反抗暴君的义士永远值得纪念。不必说得太直白，这就足够了。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对荆轲之死则不存丝毫同情。“造端何其锐，临事何趑趄？长虹吐白日，仓促反受诛。”这等于责备荆轲有良好的开端，却无美妙的收场，简单以成败论英雄；接下去，他的非议更加升级，“始期忧患弭，卒动灾祸枢”，这等于指责荆轲为燕国灭亡的祸首。但稍加分析，道理上全然站不住脚，韩、魏、赵、楚、齐五国都很乖态，并未派遣刺客去刺杀秦王，不也都相继了吗？燕国灭亡（公元前222年）在六国之中只比最晚灭亡的齐国（公元前221年）早了一年，由此即可见出，荆轲刺秦王与燕国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刺秦也亡，不刺秦也亡，燕国无法幸免于难。
柳宗元对荆轲不在第一时间刺死秦王，却要活捉他，也不以为然，“秦皇本诈力，事与桓公殊。奈何效曹子，实谓勇且愚”，荆轲确实想效仿曹沫劫持齐桓公的故事，劫持秦王嬴政，逼迫他签订归还诸侯领土的契约。这个想法确实有点天真。
说到“勇且愚”，韩、魏、赵、楚、齐五国中多的是“怯且智”的大臣，他们又做了什么丰功伟业？后来，晋朝更有一大批“怯且智”的清谈之士，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不是眼看着就黄了吗？西汉第一谋士张良能够坐镇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总不能简单地归入勇且愚的行列吧？可他年轻时也同样带着勇士和大铁椎在博浪沙刺杀过秦始皇，可惜只砸中副车，功亏一篑，所幸的是他逃出了生天。英雄多半是荆轲和张良那样的勇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不可胜而为之，明知不可活而为之，若套用鲁迅先生的语式说，这样硬朗的傻子才是英雄，才是民族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