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构中国史的独立知识体系
编者按：每个时代都有针对现实世界问题的奖学金。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通过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构建中国社会科学独立的知识体系，是我们时代社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建设。 没有我们独立的知识体系，就不可能科学地解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如何实现的，就不可能科学地规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发展，就不可能树立中国社会科学家的自信。 . 作为一切社会科学基础的历史研究，构建独立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任务更加重要和紧迫，因为如果基础学科不率先发展，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就会受到制约。 如何构建一个独立的中国史知识体系，应该成为中国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学术课题，必须全力以赴。 本刊以如何构建独立的中国史知识体系为题，邀请学者引导理论与时俱进，总结中国史学研究的杰出成果，加强与哲学学科的交流，向优秀的学者学习借鉴。外国史学成就等发表意见和想法。 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学者对这一命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历史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导，这是中国史学界的共识； 同样，中国历史独立知识体系的构建也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导。 新中国成立之初，历史唯物主义被确定为中国历史学的指导理论。 而且，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历史已经构建了完整的知识体系，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还建立了各种历史分支。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时代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历史唯物主义在解释国内外重大历史问题上的解释力逐渐下降，它的解释力逐渐下降。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逐渐被边缘化。 改变。 笔者认为，解释力逐渐下降的不是唯物史观本身，而是唯物史观的传统解释体系。 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解释体系是借鉴苏联的，斯大林的《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解释体系。 经典表达。 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对唯物史观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介绍，基本上沿袭了斯大林的解释，中国史学界的大多数学者对唯物史观的认识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90年来基本不变的认识，使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解释体系跟不上时代发展和学术进步的步伐，逐渐失去了对中国重大历史问题的解释力，国外，从而逐渐被边缘化。 当前，当构建独立的中国历史知识体系的紧迫任务已经提上议事日程时，需要构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体系，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与时俱进。 一个先决条件的工作。
一、构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唯物史观新解释体系的迫切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唯物史观被确定为历史学的指导理论，并将继续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指导理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历史学的指导理论。 但严峻的现实是，唯物史观对历史的指导地位已经被边缘化。 对此，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面对时代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体系在解释国内外重大历史问题上存在不足。 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解释体系借鉴了苏联，并由斯大林赋予了经典解释。 近90年来基本保持不变的传统解释体系，在巨变的时代和学术界的繁荣发展面前，其解释力日渐式微。 其结果是，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史学的指导地位逐渐被边缘化。 为改变这种不利局面，为构建独立的中国历史知识体系提供理论保障，有必要构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体系。
中共中央充分认识到思想指导理论必须实现与时俱进、更具说服力的迫切要求。 2004年启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以下简称“马工程”）。 当时提出的指导思想是“区分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根据新的实际情况加以丰富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废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这是必须澄清的对马克思主义名义的错误看法”。实际上，这是清理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解释体系，同时建立一个新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体系。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解释体系。应该说，虽然“马计划”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并没有改变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中国社会各学科指南的边缘化。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到马克思主义指导理论的边缘化：“在实际工作中，在一些领域，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和概括化。 、标签化，部分科目“失语”，课本“失踪”，论坛“失声”。 这种情况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随后，2017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的科学院建院40周年贺信中指出，“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二十一世纪世纪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 更大的贡献”，这是目前各社会科学界正在讨论的制度建设的三大命题。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这就是目前各社会科学界正在讨论的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多次提到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发展的问题，体现了总书记对发展与时俱进的思想指导理论和构建马克思主义新解释体系的关注。适应新世纪的需要。 可见，构建独立的中国历史知识体系，亟待解决构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体系的紧迫问题。
二、构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唯物史观新解释体系的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提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解释体系的主张。 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介绍的创始人许崇文指出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不足，“虽然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强调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即外在本质优先，却忽略了它的第一个基本点，即从主观方面把事物理解为实践，这就很难与旧的唯物主义完全划清界限。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充其量只是一种——支持马克思主义哲学。” 许崇文大力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引进中国，以纠正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片面性，构建更加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体系。他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两条路径：“一一是总结实践经验，二是研究当代世界和当代思潮。 这两者不容忽视。”
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再解释，陈先达说得更直接，“进入新世纪，我们仍然需要认真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过去的不足并不是因为我们更加注重基本理论的研究。”原理和范畴，但由于我们仅仅局限于原理和范畴，我们对什么是生产力，什么是生产关系，什么是经济基础，什么是上层建筑，什么是社会存在，什么是社会存在，还不是很清楚。 “是社会意识。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和概念，教科书中也很难给出明确的界定。至于一些基本原则，则差异更大。我们应该通过研究来改变这种状况。” 遗憾的是，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早就有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构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解释体系的意识，但迄今为止，新的解释体系仍在建设之中，这不仅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也使得其研究处于边缘化状态；并且影响历史唯物主义在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中的坚持和应用，因为这些学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大多来自哲学教科书的介绍.
80年代中后期，史学界也提出了重新解释唯物史观的问题。 庞卓恒认为，苏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背离了马克思的观点，即历史唯物主义是一门关于真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自普列汉诺夫、拉法格，特别是斯大林的唯物史观发表以来，人们倾向于把唯物史观主要理解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以及阶级斗争理论所造成的矛盾。以这种矛盾为代表，推动了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的相继变革。应当看到，当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面临的主要和紧迫任务是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和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时，应当着眼于从矛盾、斗争、社会形态变化等方面认识和解释唯物史观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也应当看到，上述认识和解释是片面的毕竟，因为这样的认识往往导致把社会历史过程简单地理解为“矛盾”、“斗争”和“形态”演变的过程，而不是从根本上把它理解为真实的人自身的发展过程，不理解真实的人通过自身的自主实践活动，推动自身力量（包括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的过程； 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就被理解为一种与人的个体发展过程无关的“矛盾”，“斗争”提倡的是社会形态演变的“规律”理论，而不是“关于真实的人及其历史的科学”发展’。”因此，他也论述了他传统的唯物史观解释体系的缺陷和尝试。构建新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体系的著作名为《人的发展与历史发展》。
另一个质疑历史唯物主义传统解释体系的人是蒋大春。 他对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描述的许多无法解释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原理有着敏锐的洞察力。 通俗的唯物史观教科书上的知识，不能解释现实中和历史研究中的许多问题所产生的观点。” 他进一步指出，传统的唯物史观认识是片面的、不准确的。 “过去对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认识也是片面的、不准确的。例如，把阶级斗争观点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很难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意。这种认识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时间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坚定观念……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基本原理，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最抽象的。 ”综合结果’。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用唯物史观研究阶级和阶级斗争现象所总结出来的比较具体的历史理论。这两个层次不同，不能划等号。总的来说哲学理论的抽象程度越高，适用范围就越广；它刻意排除了许多不属于阶级斗争而应该研究的历史现象，造成研究范围极其狭窄。 另一方面，它把一些本来就不是阶级斗争的现象贴上了阶级斗争的标签。客观情况。 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今天，这种认识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走了。”
庞卓衡、蒋大春是8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中国史学界研究唯物史观的代表性学者。 从事历史理论研究的学者虽然长期以来论证了传统唯物史观解释体系的不足，提出了构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解释体系的一些设想，并进行了大量建设性的研究工作，由于新解释体系的构建尚未完成，导致当前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兴趣不断下降，从事唯物史观研究的学者屈指可数，处于主导地位历史唯物主义使历史学被边缘化了。
三、构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唯物史观新解释体系的路径
应该说，经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界对唯物史观30多年的研究，学者们对唯物史观传统解释体系的弊端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综上所述，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体系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缺陷。
(1)传统的唯物史观解释体系在一些基本的唯物史观概念界定上与经典作家的论述不相符。 例如，“生产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在传统解释体系中被定义为三要素（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而马克思明确指出它们是劳动过程的三要素，“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的对象，劳动的手段。” 生产力和劳动过程显然是不同的概念。 又如，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基本概念在传统解释体系中被解释为“物质”，“存在决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变为“物质决定意识”。 这是我们在各级学校都被教导的，并且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真理。 但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将“存在”定义为“生命”，“意识只能是随时被实现的存在，人的存在就是人的真实生命过程”。 因此，“存在决定意识”不是“物质决定意识”，而是“生命决定意识”。
(2)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体系在解释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时，忽略了经典作家的一些重点论述。 例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传统解释体系中被界定为三个要素，其中劳动工具被视为关键变量，生产关系主要被界定为生产资料。 所有制，由于很难从劳动工具的变化来解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传统的解释体系往往通过阶级斗争来解释所有制形式的变化。 事实上，决定生产关系的不再是生产力，而是生产关系的变化可以用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的变化来解释。 传统的解释体系在这里忽略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劳动分工决定所有制关系的关键陈述，“有了这种分工，就有了分配，是劳动及其产品（无论是在数量上）的不平等分配or quality) above); 这样就出现了所有制… 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等价的表述。对于同一件事，一个是从活动上说，另一个是从产品上说活动”; “分工的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是各种财产形式。也就是说，分工的每个阶段也决定了个人在劳动资料方面的相互关系，劳动资料和劳动产品。” 那么，什么决定了分工呢?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回答说，“分工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而分工的阶段取决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 由此可见，唯物史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因果链是：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分工的变化，分工的变化导致所有制形式的变化中外历史发展过程证明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科学性，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发展没有实质性提高，分工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伴随工业化而来的工业部门的巨大发展才真正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从而改变了分工关系； 但这显然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的，就像中国的封建社会一样，正是因为没有生产力 封建生产关系的实质性改善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一场又一场的农民战争。
(3)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体系在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时，过分强调了一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 例如，在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理论时，传统解释体系过于强调经典作家关于国家是阶级压迫工具的论述，而忽视了经典作家关于国家履行公共职能的论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讨论过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那样，“国家不过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不亚于一个阶级。君主制。” 但恩格斯也有论国家履行公共职能：“政治统治处处是建立在履行某种社会职能的基础上的，政治统治只有履行这种社会职能才能持续下去。无论是在波斯兴起还是衰落印度有多少专制政府，他们每个人都非常清楚，他们首先是山谷灌溉的主人，那里没有灌溉就不可能农业。只有文明的英国人在印度忽视了这一点；他们已经离开了灌溉运河和水闸的破坏，现在，随着周期性的饥荒，他们终于发现他们忽略了唯一可以使他们在印度的统治至少与他们的前任一样合法的行动。” 并且，恩格斯进一步论述，国家是行使更多的阶级压迫职能还是更多的公共职能，决定因素是阶级力量的比较，而后者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国家一般是由市民社会不断变化的需要决定的，由某一阶级的优势地位决定的，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会看到古代社会的救灾筑堤，现代社会的救济贫困，现代社会的福利保障制度等功能行为，不符合传统解释体系的片面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摒弃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片面的、过时的理论。
(4)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体系未能真正实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认识，因此在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的解释中出现了一些自相矛盾的现象。 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 如果不能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系统的认识，而是将基本原理从基本理论中分离出来，孤立地理解，就会出现原理与理论之间的脱节甚至矛盾。 现象。 例如，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动力理论，传统解释体系将阶级斗争视为历史发展最重要的动力，这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的判断相矛盾。 从经典作家的论述来看，这两者并不矛盾，而是脱离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对传统解释体系的一种片面理解。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将阶级斗争定义为助产士或杠杆，而不是助产士或力量，“暴力是孕育新社会的每一个旧社会的助产士”； 注）是现代社会变革的一大杠杆”。从唯物史观的解释体系来看，真正提高生产力的是接生婆或力。换句话说，没有接生婆的十月怀孕（即没有实质性的生产力的提高），再好的助产士（也就是阶级斗争频繁），也不可能生出新生儿（也就是社会发展的新阶段）。这一点从中西方封建社会。由于生产力没有实质性的提高，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的多次农民起义并没有创造一个新的社会，而是导致了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很少见，但最先发生实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
上述笔者仅列举了传统唯物史观解释体系的四个缺陷，相信通过研究可以揭示出更多缺陷。 正是由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解释体系存在诸多问题，姜大春提到的现象较早出现，即一些历史学界的青年朋友，由于所学的知识，无法在现实中解释现实。来自流行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 鉴于历史研究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已经过时了。 厘清传统唯物史观解释体系的弊端，将是构建新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体系的出发点。 新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体系无疑将在经典作家的论述基础上，全面、严格地重新解释和界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原则，同时力求做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理解，避免基本面之间的冲突。和基础理论。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学家可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 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巨大提升，给了我们建设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信心。 在此背景下，当前中国史学的首要任务是构建一个独立的中国史知识体系，这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 严峻的现实是，由于传统解释体系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的指导地位逐渐被边缘化，迫切需要构建适应需要的新解释体系新时代的。 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我们不应辜负。
（作者简介：吴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