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2022年7月4日第9页）
中华文明起源不仅是中国学者潜心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国际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研究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起源探寻工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要必须继续推进和深化。” 如何推进中华文明起源探寻工程取得更多成果，进一步回答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不同时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地区？ 如何理解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巨大贡献？ 本期学术版发表的三篇文章重点讨论了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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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发现工程——
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王伟
核心阅读
中华文明发现工程让更多人更加清晰地了解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华文明多元融合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华文明的特征及其原因其形成等。 深刻理解中华文明发现工程的由来、实施过程和意义，有助于该工程不断推进和深化，促进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和转化。
“中华文明发现工程”全称“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是继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项目之后的又一个国家重点支持项目。 “夏商周工程”是一项多学科相结合、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 经过20多个学科400余名参与项目的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华文明发现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果：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形成发展过程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 对中华文明的特征及其形成的原因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探索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必须继续推进、加深了。” 面向未来，不断前进、不断深化中华文明起源探寻工程，逐步恢复文明从涓涓细流到汇流成河的发展进程，推动中华文明的宣传、推广、转化。研究成果需要考古学家和历史研究者的不断努力。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中国古代历史记载都把黄帝、炎帝时期视为中华文明的开端，但古代文献中关于炎黄时代的记载很多都是神话，属于古代历史传说，不能算是可靠的历史。 直到上世纪末，国内外学术界仍有一些人对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 中国历史学界不少人士认为，中华文明始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 然而，一些国外学者和一些国内学者对夏朝是否是一个真正的王朝表示怀疑甚至否认。 他们认为古代中国进入了文明社会。 时代只能从商代晚期算起，符合“文明三要素”（冶金、文字、城邑），并有甲骨文证明。
为了消除社会和学术界存在的疑虑，查清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的历史，展示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依靠利用考古发掘获得的新材料来研究和确认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 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 因此，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后，参与该工程的学者建议，“夏商周断代工程”应该延续人文学科重大问题的多学科研究机制。 ，开展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史。 情境研究。 2001年底，“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项目立项。
中华文明发现工程实施过程
中华文明探索工程的目的是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过程，探寻中华文明的背景、成因、发展。这个过程的路径和特点。 多学科是指多种学科的有机结合； 多角度是指从环境、生产力发展（包括农业和手工业）、精神生活、社会结构等角度研究文明起源； 多层次不仅指研究城市废墟和贵族的现状，也指研究首都附近的中小型聚落和社会中下层人民的生活； 各方面都要研究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的发展变化及其相互关系。 目前，中华文明探索工程已分为前期研究和第一、二、三、四、五阶段。
中华文明探索工程前期研究（2001-2003）。 由于该项目涉及时空范围广、涉及单位多、学科多、研究内容复杂、项目组织实施难度大，所以首先开展了“中华文明探索工程” 2001年至2003年。 前期研究设立“古代历史文献与传说研究”、“天文考古研究”、“史前符号征集及其与文字关系研究”、“重点遗址测年技术研究” ”、“冶金研究”、“文明形成研究”。共有9个专题，包括资源与贸易研究、文明形成过程中的经济条件研究、文明形成过程中的聚落与社会研究、以及环境变迁与文明演进的关系研究，经过研究，各课题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前期研究的最大成果是形成了一套多学科研究人类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案。中华文明得到初步探索，为中华文明探索工程的正式启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华文明发现工程第一期（2004-2005）。 这一阶段开展了“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研究”。 这一时期为龙山晚期至商代早期。 主要论述这一时期中原大地的环境背景、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及其在文明形成中的作用、各个都城遗址的时代、形成过程中中原聚落形态所体现的社会结构。的文明，以及中原的早期文明。 形式等问题。 之所以从中原入手，是因为该地区的考古文化谱系已经建立，有很多历史文献和古代历史传说可供参考，更容易推动相关研究。
中华文明发现工程第二期（2006-2008）。 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将研究的时间范围扩展到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500年，空间范围从黄河中游扩展到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及辽河流域。 研究这一时期都市区和区域中心遗址及其考古文化的时代、环境变迁、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和社会结构变迁。
中华文明发现工程第三期（2009-2012）。 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继续深化研究。 研究的时间范围仍然是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500年。 重点研究课题包括黄河、长江、西辽流域考古文化年代学的完善和各地文明进步、中国重大事件年代学研究、各地环境变迁关系研究等以及文明的演变，各地区技术和产业发展的研究，铜、玉、盐等重要资源与文明形成的关系研究，城市聚落和区域中心社会结构的研究体现为性聚落、文明形成过程中精神文化发展的研究、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整体研究。
中华文明发现工程第四期（2013-2018）。 本阶段的工作主要是继续对城市、聚落所反映的年龄、环境、职业、社会结构以及第三阶段设定的整合研究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第四阶段的最终报告。
中华文明发现工程第五期（2020-2024年）。 本阶段仍延续源头探测工程前四阶段的指导方针和技术路线，将新发现的5500至3500年前的重要遗迹纳入工程，并加强理论解释力度。
中华文明探索工程的意义
中华文明探索工程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通过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研究，扎实的考古材料和综合的研究成果证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是一部真实可信的历史。 这一结论性认识对于我们认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增强历史文化自信、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远意义。
一是通过对浙江良渚、湖北石家河、山西陶寺、陕西石峁、河南二里头等都城遗址的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发掘，对各地区中心遗址（如河南双槐）束河西坡、山东焦家、辽宁牛河梁、安徽凌家滩、湖北石家河、四川宝墩等）获得了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证明距今5300年至4000年期间，各地区文明进程取得了长足进步。 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分工和贫富分化加剧，出现了掌握军事和祭祀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者。 ——国王和为他的统治服务的官僚阶层。 相对稳定、具有向心力的区域政治体系——国家——形成，并相继进入文明社会初期。
二是通过多学科研究，对黄河、长江、辽河流域的都城和中心遗址的年代、各地区自然环境变迁与文明兴衰的关系、农业和手工业，是各地区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资源，我们对它的获得及其与各地区文明演进的关系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 研究结果表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过程，是适宜的自然环境、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精神领域的进步、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行动的结果。
第三，通过多学科研究，我们对各地区文明交流、互动、交汇、交融，最终形成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历史格局的过程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角色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早在七八千年前，华夏大地各地就有交流，稻谷耕作的农业技术也因此传播到各地，为各地文明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世界各地的人们在相互交流中逐渐形成了共同的信仰。 在此过程中，中原地区汇聚了世界各地的先进文化因素，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了深厚的思想基础，为统一多元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民族国家。
第四，大量考古发现表明，中华文明是本土的，是在自己的基础上起源和形成的，但并不是封闭的。 在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发生了各种交流。 大约5000年前，黄河上游地区接受了源自西亚古代文明的制造铜器、种植小麦、饲养牛羊等新技术。 与此同时，史前时期起源于中国的水稻、小米、黍的种植也传播到了西亚等地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华文明接受了西亚的冶金技术后，对其进行了消化吸收。 大约4300年前，在黄河中游，就发明了用泥模铸造铜钟甚至青铜容器的技术。 到了夏商时期，青铜器制造技术迅速发展，形成了世界领先的青铜文明。
第五，最重要的是，在实施中华文明探索工程过程中，我们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国家观。 ，并以国家的崛起作为判断一个社会是否进入文明社会的根本标志，突破了判断是否进入文明社会“三要素”的束缚。 我们提出的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包括：生产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城市的出现； 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化，阶级的出现； 权力的不断加强，王权和国家的出现。 从中国各地关于文明起源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中，我们也总结出如何从考古发现中判断一个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关键特征，即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出现。文化中心。 都城、规模宏大、制作精良的宫殿或寺庙、随葬品丰富的大型墓葬、表明高贵身份的礼器和礼制、宽阔的沟渠或高大的城墙以及随葬的大量兵器，都反映出战争频繁发生。 上述中国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计划，为丰富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理论做出了中国贡献。
中华文明探秘工程，让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华人子孙了解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了解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是真实的历史。 中华文明探索工程所揭示的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辉煌成就和重大贡献，极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部主任、中华文明发现工程一至四期首席专家）
探索文明起源需要多方努力（学术论文）
杨维军
考古文物和历史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者。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也属于子孙后代。 了解历史离不开考古学。 考古工作是构建中华民族历史、展示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刻认识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历史，引领学习更深入地了解中华文明史。” 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的考古学与历史学、人文自然科学的联合研究，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面，进一步解答基本图景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各地区文明的内在机制和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 中国古代历史还有许多未知领域需要探索和发现。 在揭示起源的过程中，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需要共同努力，形成学术合力，推动中华文明探索工程取得更多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了更好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必须“整合历史研究资源和力量，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 整合历史研究资源和力量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加强考古与历史的结合，加强综合研究。 考古学以人类活动的遗迹、遗物为研究对象，历史学以传世、出土文献为研究对象。 两者研究的目的都是为了了解古人的物质生活、组织形态、精神文化等，并探讨其发展。 ，解释其演变的原因。 两个学科既独立又密切相关，相辅相成。 各自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和叙述方式，或分工或合作，完成对人类历史文化的探索和阐释。 考古工作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可以超越传统文本书写的片面性和偏见，更完整地揭示和还原人类的发展历程和图景。 例如稷下书院就是先秦时期学术文化成就的重要代表。 然而，关于它的建造时间和地点一直存在疑问。 近年来，随着对山东省淄博市七股城西门外建筑基础群的考古发掘，从文献、方位、考古发现等多方面进行研究，确定了稷下书院的位置。 可见，探索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一项复杂而长期的系统工程。 在缺乏足够文字记载的情况下，加强考古学与历史学的融合发展，可以让我们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
考古发现的文物是古代人们历史活动的产物。 它们展现了古代不同时期物质文化的面貌、古代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状况以及各地文明的发展进程。 利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学科的最新技术，科学分析文化遗址的年代、自然环境、人体生理特征和健康状况、农业、手工业、生产关系等状况，并我们可以获得更丰富的信息。 ，更全面地了解古代人类活动，探索古代历史发展的诸多细节。 对于跨区域的历史研究和考古工作，可以借鉴和推广已有的成熟经验，搭建能够协调各方面资源、整合各方面力量开展研究的工作平台和研究团队。 对于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发掘单位、收藏单位可以与有关研究单位共享资源，开展协作研究。 例如，2004年以来，多家单位合作对甘肃省张家川县马家园战国墓地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了金、银、铜、铁、玻璃、豪华两件等稀有陪葬文物。 -轮式马车。 此次联合研究揭示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为研究西戎文化、秦戎关系、古代北方民族史、中国科技史、多元一体格局演变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中华文明。 可见，考古勘探、文献研究与自然科学技术的有机结合，可以为探索文明起源提供科技分析依据，从而更准确地揭示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的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同步宣传、推广、转化我国‘古代文明论’和中华文明发现工程研究成果，加强出土文物和文物的研究、解读、展示和传播。提升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对于没有文字记录的早期文明阶段，通过考古发掘找到更多信息，可以让文物自己说话； 对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阶段，通过考古发掘补充历史，可以使历史更加生动、生动。 居住。 一百多年来，我国几代考古学家经过不懈努力，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 野外发掘地点遍布祖国大地。 遗迹覆盖的时代跨越数千年，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 然而，这些文物并不会自动揭示其背后古人的行为、观念和社会状况。 因此，考古学家必须联合历史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专业人士，加强对考古资料的研究、解读、宣传和展示，将其转化为新的历史知识，解读我们文明的起源、发展及其影响。关于人类文明。 对进步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全面地呈现出来。 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快发布阶段性研究成果和考古报告，讲述我国古代历史和中华文明的故事。 近年来，随着早秦墓葬、祭祀、城址、生铁、冶金、水利、养马、造船等考古发现的披露，战国时期先民丰富多彩的生活更加清晰。 ，进一步揭示了秦国崛起的原因。 ，拨开一些历史迷雾。 可见，有必要推出更多的考古成果，做好考古成果的解读、普及和宣传工作，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揭示尘封的历史，让厚重的历史变得容易感知、更有趣、更贴近公众，可以增强历史公信力，丰富全社会的历史文化滋养，更好地传承文明之火。
（作者为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
历史悠久、博大精深
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袁匡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符号，是当代中华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中华儿女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文化创新。 经过一百多年的不断努力，考古学家和其他研究人员一起，在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马克思指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民族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类社会所做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在五千多年的漫长文明发展史上，中国人民创造了光彩夺目的中华民族”。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哪些重大贡献？ 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作物驯化和农业的出现。 在向文明进化的过程中，农作物的驯化具有重要意义。 考古学家在江西仙人洞、吊通环遗址和湖南玉蟾岩遗址发现了距今约12000年前的稻米遗迹； 浙江上山遗址发现了距今约一万年的炭化稻。 这些证据表明，至少在一万年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就出现了水稻的驯化和稻作农业的耕作方法。 除了水稻种植的遗迹外，北部地区还发现了早期种植小米的证据。 考古发现的最早的栽培谷子出自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 内蒙古兴隆沟遗址也有类似的粟耕遗迹，距今约8000年。 同时，大豆的驯化和栽培也是早期农业的重要发现。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 水稻种植的传播极大地促进了不同地区农业的发展，让人们获得了稳定的食物来源，不仅滋养了人类，也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形成礼仪和礼仪文明。 特定的礼器和礼仪制度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 新石器时代早期河南贾湖遗址证实，中国早在9000多年前就有了祭祀活动。 仰韶文化时期，礼器开始出现，并形成相应的礼制体系。 During the Longshan period,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Yangtze River formed a more systematic ritual system and used complete sets of ritual vessels. During the Erlitou Culture period, the etiquette system developed more fully, and the physical embodiment of “rituals” and “music” appeared. As a kind of social norms and behavioral norms, etiquette system has since become the main pillar of the social order of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winemaking began to appear. More than 10 wine-making sites dating back about 6,000 years have been discovered at the Yangshao Cultural Site. The raw materials are mainly millet, coix, wheat family, rice, Trichosanthes kirilowii root, yam, etc. Residues of wine have also been unearthed from Longshan cultural sites such as Shimao in Shaanxi and Yaowang City in Shandong. The application of early winemaking technology was mostly related to ritual activities, and wine ritual vessels beca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itual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emergence of the etiquette system in the early day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y’s thoughts on virtue and the later Confucian thoughts of respecting heaven and the ancestors, emphasizing benevolence and etiquette, and loyalty, filial piety, justice, and other ideas. Ritual civilization continues to develop with a stable ritual system and a complete ritual system, and continues to shine the light of Chinese etiquette around the world.
Creation of tex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hieroglyphics can be traced back to 5,000 years ago or even earlier. The tortoise shell talismans at the Jiahu site in Henan provide clues that early ancestors began to explore writing 8,000 years ago. A large number of story-like painted pottery patterns were unearthed from the Hongshan Temple and Yancun sites in Henan, revealing that there was an era of “word painting” during the Yangshao Culture period 6,000 years ago. A small amount of written materials from the Longshan Period have been discovered at sites such as Taosi in Shanxi, Liangzhu in Zhejiang, and Dinggong in Shandong. In recent years, many scholars have discovered that the inscriptions on some artifacts of the late Shang Dynasty are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n bronzes of the same period. Instead, they are based on the ritual vessels of the Erlitou culture, indicating that they were created in the Erlitou period. , which provides important evidence that the Xia Dynasty has entered the written era. From the Longshan period, the Erlitou culture to the Erligang culture, and then to the Yin Ruins, a coherent and orderly evolutionary sequence of early Chinese characters is outlined: the characters of the Xia Dynasty continued in the early Shang Dynasty and developed in the late Shang Dynasty, thus forming Chinese hieroglyphic tradition. Chinese writing has a long history and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writing, history and culture of Asian countries.
The invention and spread of silk and millet agriculture. China is the first country in the world to raise silkworms and reel silk. Silk is an important inven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a symbol of ancient Eastern civilization in the eyes of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Silk fabrics from the Yangshao Culture period have been continuously discovered in the hinterland of the Central Plains centered on Zhengzhou, which shows that Chinese ancestors began to breed silkworms and make silk more than 5,000 years ago. At the same time, the silk craftsmanship of Yangshao culture also spread to surrounding areas, even affecting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other areas. This provides an important clue for us to re-examine the status and role of the Central Plains region in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addition, after millet farming was first domesticated, it quickly spread throughout the Yellow River Basin during the Yangshao Culture period. Then, around 5,000 years ago, millet agriculture spread westward to the Hexi Corridor, Xinjiang, Central Asia and other places. At the same time, wheat and barley originating from West Asia spread to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rough the Hexi Corridor. The millet and millet crops that spread from the west and the wheat crops that spread from the east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human livelihood model in the Hexi Corridor and its adjacent areas, writing a profound chapter in the exchange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 the prehistoric era.
Whether it is the domestication of crops, the establishment of rituals, the creation of writing, or the invention and spread of silk and millet agriculture, they are key clues and representative evidence of the origin,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s well as prehistoric cultural exchanges and communications. In this process, villages gradually became states, lines eventually became words, sacrifices gave birth to ritual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atter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at was diverse, unified, continuous, and inclusive were gradually established, and the cornerstone for making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was laid. 监狱。
(The author i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History,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eople’s Daily” (Page 9, July 4,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