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为何加入党高呼蒋介石

蒋经国在苏联《消息报》上发表公开声明：“蒋介石已经结束了他的生涯。作为一个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并且是中国工众的敌人。他已走向反阵营，现在他已是我的敌人了！”
蒋经国眼中的党
2011年是中国党建党90周年。纵观这90年的发展历程，始终“伴其左右”。两党有过历史性的合作，也有过重大的。
蒋介石之子、原主席蒋经国，更是与党有着特殊的渊源。他加入过党、反对过党、感谢过党。由于特殊的身份地位，他对党态度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国共两党和海峡的变化。
我们应当如何解读蒋经国的一生：他对党的态度为何发生重大转折？他眼中的中国党究竟是怎样的？他为国共关系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
一位特殊的人物
在浙江，宁波溪口和嘉兴南湖，是两个常常连在一块儿、进行“一日游”的标志性景点。
1910年4月27日，原主席蒋经国出生于宁波溪口。在他11岁那年的7月31日，距他150公里的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10余名代表秘密通过了《中国党的第一个纲领》，宣告中国党成立。
从此，蒋经国的命运就和党纠缠在一起——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在苏联接受了主义教育；蒋介石后，他公然与父亲决裂；“西安事变”后，他带着斯大林交给他的“促进国共合作”的使命回国；抗战结束后，他放弃主义理想全力支持父亲；初到时，他牵头成立“中国青年救国团”，积极“”；晚年，他又坚决反对独立，开放同胞回探亲。
让民众有“幸福感”
1月13日是蒋经国逝世23周年的日子，地区马英九和、蒋经国之子蒋孝严前往蒋经国陵寝祭拜。马英九神情肃穆，在陵前静静追思良久，才鞠躬步出。蒋孝严则不忘在父亲陵前报喜，宣布儿媳怀孕4个月，蒋家将再添金孙。同日，推出电视节目《蒋经国纪事》特辑，详细描述了蒋经国与女儿蒋孝章的父女情。几天后，“今日新闻网”举行了一项名为“辛亥百年幸福影响人物”网络民调，让网友票选“谁让你感到最幸福”。结果，蒋经国高居第二名，是唯一获选的人物。
1月22日，江西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宣布，蒋经国于1942年公布的《新赣南家训》文告，以及他的外室章亚若旧居龙南会馆等一批文物，正式入选江西文物“百大新发现”。随后，在江西省政协第十届四次会议上，民革江西省委上交提案，建议开发“蒋经国在赣南”活动旧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蒋经国实施‘赣南新政’，在当地留下美誉。蒋经国旧居、中华儿童新村等地，理应打造成一条精品旅游路线。”
4月6日，蒋经国的故乡宁波举行了一场庄重的捐赠仪式。曾长期担任蒋经国私人秘书的宋时选的后人，将12幅反映蒋经国生活、工作的珍贵照片和其他资料无偿捐赠给宁波市档案馆。
坚持一个中国，反对“”
蒋经国之所以获得人们的肯定，是因为他在晚年推动了的“解冻”。
地区马英九曾说：“媒体针对地区历任的贡献，做过多次民调，经国先生总是名列第一，满意度高达七成。”马英九的副手萧万长说：“我们很难想象，若非经国先生在辞世之前做此决策（指开放人士赴探亲），后来还不知道需要多久才有人能够踏出这历史性的一步。多年来，‘开放探亲’的满意度，在相关之民调中，都领先任何公共政策。”
《联合报》在纪念蒋经国诞辰100周年时发表社论称：“蒋经国一生集其大成的功业，就在毅然实现解严及开放两岸交流；这正是他油尽灯枯、呕心沥血之作。如今回顾蒋经国的施政，虽亦不无犹豫曲折之时，但大体上则可谓是其道如矢、一往无前；他的每一重要步履，可说皆是为‘进阶’及‘两岸和解’在做积蓄及准备，而最后他在向国家及历史缴卷时，也交出了解严及两岸开放的漂亮成绩单。”
中国党也给了蒋经国一些肯定的评价。1988年1月13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播音员张宏民身着黑色中山装，表情凝重地播报了第一条新闻：蒋经国在台北逝世。第二天，国家发表谈话，肯定了蒋经国先生坚持一个中国、反对“独立”、主张国家统一、表示要向历史作出交待、并为的缓和作出一定的努力这一系列行动。中央以及有关人士和蒋经国在的亲属都向台北发去了唁电。
一位学者在评价蒋经国时这样说：“有的时候，特别是关键时刻，一个处于关键位置的人物，他的取向、选择往往能决定历史的走向。”可以说，在上，蒋经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尼古拉同志”的红色岁月
蒋经国是蒋介石的长子，但很多人不明白，这位的“太子爷”为什么会在15岁时只身去苏联接受主义教育，甚至加入了苏联党。从1925年到1937年，蒋经国从未离开过苏联。12年的“红色岁月”，蒋经国是怎样度过的？又受到了怎样的影响？
从爱哭小儿到进步青年
蒋经国是蒋介石的第一任妻子毛福梅所生，乳名建丰，号经国。他出生时，蒋介石正在日本，母亲和祖母把他抚养长大。据他幼年的家庭教师回忆：“惟因她婆媳（蒋介石母亲和毛福梅）过分疼爱，戏玩不让远离膝前，致使小时的经国不免娇怯易哭。”
1925年，蒋经国进入上海浦东中学就读，开始关心和国家大事。5月，“五卅惨案”爆发，蒋经国激于爱国义愤，积极参加，发起洋货运动。学校当局以“思想危险、行为越轨”为由，将蒋经国开除。那年夏天，他赴广东探望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父亲，在校园遇见许多苏联学生，感到“只有人才是中国的真正朋友”，对世界中心苏联愈加向往。
为了准备出国留学，蒋经国前往北京学习。在此期间，他认识了北方李大钊，对其十分钦佩，这是他生平结识的第一位党人。李大钊介绍蒋经国认识了许多苏联友人。蒋经国后来回忆说：“（北京）洋溢着国共友谊的气氛。我本人亦惑于这种心理环境，彻底改变了我原来（赴法留学）的计划。”
蒋经国提出去苏联留学的要求时，蒋介石刚从苏联考察归来，对那里的印象并不好，没有同意蒋经国的请求。但在苏共代表鲍罗廷的竭力推荐和元老吴稚晖的劝说下，蒋介石终于答应了。
1925年10月，蒋经国告别上海，乘海轮启程前往苏联。离沪前，他正式加入了。在船上，他认真阅读了布哈林的《主义ABC》，这是他所读的第一部有关主义的书籍。此时的蒋经国并没有料到，他这次赴苏，竟然一去就是12年。
“反蒋介石”
一个月后，蒋经国抵达莫斯科。同来的还有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和女儿冯弗能、于右任的女儿于秀芝、后来成为第一任夫人的张锡媛、原名陈绍禹的王明等。在同学中，蒋经国年纪最小。他性格开朗，活泼顽皮，很快得到了大家的喜爱。在莫斯科，蒋经国有了一个名字：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紮洛夫。
虽然是员，蒋经国对党员的印象却比对员好得多，他曾回忆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有部分党员学生，因为行为不端，颇惹人反感。一般人有时觉得党员行为比较检点，作为也较有出息。”他对当时驻莫斯科大学支部的评价颇高，称“它的党员组织严密，并受到严格监督，而且永远遵照中央集权领导的指示行事。他们生活简朴，纪律严明。因此，我有一阵子对他们的活动产生了兴趣”。可能正因如此，到莫斯科不久，蒋经国就加入了主义青年团，他的团小组长是（当时名叫邓希贤）。
蒋经国曾担任学校墙报《红墙》的编委，自己也经常写稿，曾在文章中鼓吹“在中国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但在关于中国领导权的问题上，蒋经国与的观点有所不同。他相信，是国民的领导者，将在父亲的领导下统一中国，完成国民的任务，只能充当配角。
1927年，从上海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国民军总司令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血腥党人和工农群众，宣布实行“清党”，开始“反苏”。
作为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一下成为了矛盾的焦点。他必须立即表明自己的态度，与父亲划清界限，不能有丝毫犹豫。在中山大学举行的声讨蒋介石罪行的大会上，蒋经国跳到主席台上，激动地用俄语振臂高呼：“反蒋介石！”同学们激动万分，把他举起来，抛到半空中，高喊：“乌拉！乌拉！（俄语，为欢呼之意）”
次日，蒋经国又在苏联《消息报》上发表公开声明：“蒋介石已经结束了他的生涯。作为一个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并且是中国工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阵营，现在他已经是我的敌人了！”蒋经国的表现让他在苏联一下子成了万人瞩目、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许多苏联人一见到中国学生就打听：“哪一个是蒋介石的儿子？”“蒋介石的儿子在哪里？”以一睹蒋经国的容颜举止为荣。
但据蒋经国后来说，他当时对国共原因的真实看法，与上述公开表态大相径庭。据说“四一二”发生后，他曾得出结论：“中国在1927年政局动荡，主要原因是领导无方，政策不智亦不周全。”
事后，周恩来到莫斯科出席六大会议期间，曾会见蒋经国。他告诉蒋经国，批判蒋介石固然是一件正确的事情，但仍不应忘记随时给其父写信，以保持联系。蒋经国接受了他的劝告。可以看出，在蒋氏父子关系问题上，周恩来目光更为远大，他看到了将来情况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所以希望维系蒋氏父子的关系。后来发生的事证明了周恩来的远见。
数次请求回国未获批准
1927年4月，蒋经国毕业，要求返回祖国。当时代表团担心蒋经国回国后会成为其父的得力助手，坚决主张让他留在苏联。蒋经国在失望之余申请加入红军，获准进入驻莫斯科的红军第一师，成为一名普通士兵。经过一年的训练，他成为最优秀的五名学员之一，被保送到列宁格勒的红军托玛契夫中央军事及学校深造。这所学校在苏联军队中的地位，相当于美国的西点军校。
在校期间，蒋经国加入了苏共，成为一名候补党员。军校对他的评价很高，称其是“全校最优秀的学生”。1930年5月，蒋经国从军校毕业，再次提出回国，仍然未获批准。他继而申请担任红军军官，以求在军界发展，但斯大林还是未予同意。
1930年10月，蒋经国被派到莫斯科狄那莫电厂当见习生，生活比较艰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斯大林在莫斯科秘密召见了蒋经国，与之讨论了远东形势与中苏关系，这是斯大林第一次接见蒋经国。
在电厂期间，蒋经国努力工作，获得了各方好评，并被推荐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但这一建议遭到了驻苏联代表王明的反对，蒋经国一怒之下，与王明发生了正面冲突，国际因此要求将他流放到西伯利亚。1933年，蒋经国被派到西伯利亚的阿尔泰金矿工作，在冰天雪地里度过了饥寒交迫的9个月。这是蒋经国在苏联生活时期最艰难的岁月，带有某种劳动改造的性质。这既与王明等人的有关，也和当时中苏关系、国共关系恶化的形势分不开。
1933年10月，蒋经国进入乌拉重型机械厂当技师，一年后升为厂长助理，兼任当地《重工业日报》的主编，并被接纳为苏共正式党员。此后几年他一直在该厂工作，并认识了苏联姑娘芬娜（即蒋方良），很快结婚生子。
1935年1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正在进行艰苦的长征。蒋经国再次被召到莫斯科与斯大林共进晚餐。当时斯大林关心的问题是：在剿共胜利之后，其对内对外政策将出现何种变化？苏联应采取何种对策？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迫使其与谈判。代表周恩来在会见蒋介石时，说到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蒋介石微露思子之意，周恩来便满口答应将帮助他们父子团聚。此时，蒋经国本人也多次写信给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坚决要求回国。1937年3月，蒋经国带着妻儿离开他待了12年的苏联。
追随父亲，由“红”变“白”
1937年2月，斯大林召见即将回国的蒋经国，交待他回国的明确任务是促使蒋介石“向左转”，与和苏联合作。同年3月，蒋经国全家在驻国际代表康生的陪同下，乘火车经海参崴回国。在海参崴，蒋经国最后一次致电苏共中央，表示“会恪遵党纪”。
被指有“作风”
蒋经国回到上海后，提出与父亲见面的要求。或许是被儿子的公开决裂伤了心，或许是想让他反省一下自己曾经的“幼稚”行为，蒋介石起先拒绝与蒋经国见面。后来经吴稚晖从中游说，父子俩才得以会面。据说两人见面后，蒋经国二话不说，先跪下给父亲磕了三个响头。
父子二人冰释前嫌，蒋介石把蒋经国介绍给妻子宋美龄，还亲自给儿媳芬娜取了中国名字“芳娘”（蒋经国后来将其改为“方良”）。此后半年，蒋经国一直在老家与生母毛福梅一起生活，闭门接受中国传统经典与孙中山三义思想的再教育。蒋介石相信，只有孔孟之道、儒学经典，才可以涤除苏共对蒋经国的影响。
1938年初，蒋介石把蒋经国委托给了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担任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蒋经国上任后，立即在全省各地展开突袭式巡视，搞得地方官吏鸡飞狗跳，纷纷向熊式辉表示不满。熊式辉为此成立了“江西省地方讲习院”，将蒋经国调为新兵督练处处长。在这一职位上，蒋经国同样毫不含糊，不仅雷厉风行地处死逃兵，还对农村招募来的新兵提供具体帮助，以解除其后顾之忧。
此时的蒋经国依然保留着主义的红色思想，这也体现在他的日常工作中。蒋经国曾邀请苏联军事顾问到南昌反法西斯集会上演讲，他本人还受邀到新四军驻南昌联络办事处演讲。这立即为他招来了许多非议，越来越多的要员形容他有严重的“作风”。蒋介石在流言之下，交待特务头子戴笠插手此事。戴笠派手下文强每个月跟蒋经国见一次面，向他介绍的和现状，教他在内的生存之道。文强与蒋经国年龄相仿，两人聊得很投机，到后来几乎无话不谈。最初，蒋经国当着文强的面，一再用“大资产阶级”这样的词称呼孔祥熙和宋子文，在文强的几次劝说下，才慢慢改变。
1938年4月，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三义青年团”（以下简称“三青团”），蒋经国兼江西省支团主任。这是蒋经国派系正式形成的开始，日后该派系成员成了蒋经国在的重臣要员。
赣南“新政”，初显手段
1939年3月，南昌沦陷，省政机关南迁。1940年初，蒋经国正式接任江西第四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第四区又称赣南，涵盖了整个江西南部的11个县，人口约200万。因为土地贫瘠，加上盗匪横行，民众生活非常贫困落后。蒋经国到任后，立刻有系统地遍访辖区各个角落，对当地情况有了初步认识与掌握，随即展开了“新政”。
蒋经国首先确定以恢复地方治安为第一要务，展开为期一年的“扫荡行动”，除扩编保安队外，还成立了600人的自卫队。据当时报道，当年全境共有541名土匪自首，逮捕盗匪2246名，处死若干重犯，初步安定了地方。随后，蒋经国宣布向烟、赌、娼开战。规定以一年为勒戒期，一年之后，任何人吸食鸦片，一律处以死刑。1941年，蒋经国命令取缔娼妓，裁撤征收妓院税的单位。一年之内，赣南地区妓院销声匿迹。此外，蒋经国还将各种地租一律减免25％，引进“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在佃农土地上成立示范农场，把荒地分给贫农耕作。两年之内，当地农业生产总量上升20％。种种政策，让蒋经国被当地百姓称为“青天”。
就在蒋经国逐步展示其才华、取得一定成绩的时候，内一些人却开始散布“赣州变‘红’了”、“蒋经国要在赣州搞‘’了”等谣言，并传到了重庆，蒋介石更加怀疑儿子在“睡的床，做党的梦”。1943年12月，蒋经国被召回重庆，调任“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赣南“新政”无疾而终。
重回故地，与苏共正式决裂
1945年抗战胜利后，面对东北势力范围的划分及外立的棘手问题，与苏联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微妙阶段。斯大林出于苏联国家利益的考虑，对采取两手共举的策略：一方面，他不放弃施压蒋介石接受苏联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尚不成气候，苏联需要维持与蒋介石政权的关系。
在此背景下，蒋经国作为内的“知苏派”，出任外交部东北特派员。1945年圣诞节期间，蒋经国只身前往苏联。12月30日与次年1月3日，蒋经国两度与斯大林会谈，试图说服斯大林促成与合作、放弃外立等，但都被斯大林以托词敷衍过去，并反过来提出了让将美军送出中国的要求。
在后来俄罗斯解密的苏联文件中，记载了蒋经国与斯大林的会谈内容，其中有一段十分精彩的对白：
蒋经国说，……决定在不改变国民政府的结构和法律地位的条件下邀请中国党代表参加政府。……蒋介石同意保留16至20个师的并保证其安全。但是，既然谈到中国的统一，军队就应该统一，即统一指挥。蒋介石认为，党人不应该将自己的武力用于国家。……请斯大林大元帅向中国党提出与合作的建议。
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政府已从延安召回了所有的代表，因为他们不同意中国党人的行动。……中国党人并不从属于党人。国际已不复存在。党人很难（对国共关系）进行调停，因为他们不想提出最终会被拒绝的建议。况且中国党人并未请求（苏联）提供建议。
蒋经国指出，斯大林大元帅的威望将迫使中国党人遵从他的建议。
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政府并不想干涉中国的内政。一般说来，外队干涉中国事务于蒋介石不利，因为这将导致中央政府权威的削弱。
就在斯大林对蒋经国敷衍其辞的同时，1946年1月2日，斯大林会见了的长子毛岸英，并送给毛岸英一把。1月14日，蒋经国黯然回国，双方并没有达成什么实质性的协议。10月，蒋经国正式辞去东北特派员的职务，返回了重庆。苏联之行让蒋经国明白了自己在斯大林心中的地位，两人早已不再是“同志”，他也不再是当年那位澎湃的马列主义青年了。
此后3年多的时间，蒋经国一直跟在蒋介石身边。虽未在政府中担任职务，但他积极扩充自己在“三青团”内的力量，在内羽翼渐成。而蒋介石在内战节节失败、众叛亲离之下，对儿子也愈加信任，父子感情终于重归亲密无间。
1949年，蒋经国随蒋介石飞往，从此永别，再没有回头。又一个12年，他完成了由“红”转“白”的全过程。曾经的红色经历在他身上留下的，唯有在苏联养成的清廉与亲民的作风。这也成了他日后能够在力行“革新”、赢得民心的关键。
蒋经国：“党的情我领了”
蒋经国在生活了近40年。前期在蒋介石的帮助下，他借助“”的大旗，在中树立威信，并借此走向了。晚年，他促成了老兵回探亲，为解冻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许多主流媒体认为，虽然马英九主政以来，在两岸政策上有许多突破，但纵观历史，不论是海协会和海基会的交流，还是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马英九都还是在延续蒋经国晚年的“开放政策”。
高调“”，进入
败退后，蒋介石的人问题开始受到关注。蒋经国虽然是蒋介石的长子，是唯一钦定的人，但他年纪轻、党龄少，而且曾加入过党，在当时的影响力远远比不上宋美龄的“夫人派”。“夫人派”是一批由宋美龄提拔的、具有美国做派、能说流利英语的权力精英，主要有吴国祯、董显光和黄仁霖等人。“夫人派”的存在对蒋经国的地位构成了极大威胁。此外，蒋介石副手陈诚的影响力也在蒋经国之上，而且陈诚派系的人也有成为“蒋介石人”的企图。蒋介石为了培养蒋经国，帮他进入，可谓煞费苦心。
蒋介石认为，在的失败，最首要的因素是党的失败。党失败的主因则是“三义信仰的动摇”，是内部“分歧矛盾”所致。他到后便对进行改造，目的是坚定所有员“”的决心与意志。于是他让蒋经国进入“中央改造委员会”，负责“武装员的精神意志、强化他们的力量，来稳定的情势”。
一时间，参与的改造、宣传“”成了蒋经国的主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