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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style="text-align: center;"><img src="http://www.y1984.com/uploads/ueditor/20221106/1-2211061349364P.jpg" /></p><p>在明代，座主可谓是一个名词的重量级存在。</p><p><br></p><p> 在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下，为我们这些读书人提供了一条相当有趣的合法晋升之路。以现代眼光看，我们常常对科举制度进行各种挞伐，但其实这是对历史的一种不太尊重，毕竟这制度在当时的中国，对于势豪大户之间的博弈起到了一些“仕”事。想想王安石、张居正这些拯救时局的良相，他们都是出身平民，如果没有科举，也许就找不到从江湖走向庙堂的途径了。我曾在一篇名为《让历史复活》的文章中提到，研究中国历史，首要的任务就是研究皇帝与宰相这两个系列。而皇帝的产生只有两途，一是通过暴力的改朝换代，成为开国皇帝；另一是通过世袭。而宰相的产生同样有两条路径，一是成为新朝的开国宰相，``````html通过出色的政绩跻身而上；另一是通过科举制度的选拔，从底层逐渐崭露头角。这个过程有点像是在玩一场独特的历史游戏，充满了戏剧性和波澜壮阔的色彩。</p>html
<p>作为读书人，我们是新皇帝打下江山的得力助手。在历史中，宰相基本上都是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虽然有文盲的皇帝，但宰相绝对没有文盲的存在，因为宰相的身份都源于他们的读书背景。</p><p><br></p><p> 如今，作为现代的读书人，我们有着多样的职业选择。可以成为政府部门的公务员，也可以当上企业的CEO，甚至可以选择成为自由的撰稿人，生活仍然可以过得很充实。然而，在古代，情况却截然不同，当时读书人的出路几乎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官员。因此，科举制度成为每个读书人必须经历的必经之路。</p><p><br></p><p> 在明代，沿袭了唐宋两朝的科举制度，读书人参加县、省、全国的考试。通过县试合格者成为秀才，省试为乡试，考中者为举人，全国为会试，考中者为进士。而在进士的甲科中，状元、榜眼、探花这三位出类拔萃的读书人，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产生的。每次乡试与会试，主考官都是由礼部任命。尤其是会试，主考官通常由皇帝亲自挑选并委任。参加乡试与会试的读书人，如果考中举人或进士，就需要向本科的主考官拜谢，成为他们的座主。</p>html
<p>而我则称这些人为我的门生。</p><p><br></p><p> 在明代，孝道被奉为治理天下的重要原则，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牌位，上面写着“天地君亲师”五个字。这种牌位在以前的偏僻小城镇仍然存在，类似于神龛。在我的童年时，每到年节，长辈们就会带着我去这些牌位前磕头拜祭。这五个字中，将天地放在最前面，是对神灵的敬畏之情。接着是君王、父母、老师这三位，它们代表了每个人终身需要依附和顺从的权威。</p><p><br></p><p> 座主这个称呼起源于老师，但相比老师更加受人尊敬。因为座主同时具有老师和职业道路的引路人的双重身份。在明代，座主通常都是皇帝身边的得力大臣。像解缙、方孝孺、杨士奇、杨廷和、夏言、严嵩、徐阶、高拱等内阁大臣，都曾担任过会试的主考官。一旦他们掌握了大权，就会提携并重用自己的门生。</p><p><br></p><p> 因此，可以说，门生们对座主都怀着敬仰之情，全心全意地侍奉着。惟谨...</p>html
<p>这里谈论的不仅仅是师生之间的道义，还涵盖了一些功利的考量。在封建时代，朋党问题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难题。所谓朋党，指的是执政者多倚重私人关系。乡党、同年（即同科进士，类似于今天的同学）、亲戚、门生、故旧等等，都属于私人关系的范畴。古人提倡“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理念，只是一种理想。在实际运作中，不避仇的情况很少见，不避亲的情况却是比比皆是。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可以理解座主在门生心中的地位有多么显赫和重要。</p><p><br></p><p> 座主和门生之间的关系，说到底，就是树和猢狲的关系。树大猢狲多，树倒猢狲散，这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座主对门生是提携和保护的关系；而门生对座主则是依附和顺从。</p><p><br></p><p> 要在历史中找到座主与门生之间亲密无间的典型例子，实在是太多太多。而要找到两者之间产生嫌隙甚至仇恨的例子，就不那么容易了。至少根据我所知...</p>html
<p>在整个明代，只有两次发生了门生对座主进行讽刺的情况，分别是武宗朝的首辅李西涯和神宗朝的首辅张居正。</p><p><br></p><p> 首先说说李西涯。</p><p><br></p><p> 当武宗皇帝初承大统时，他信任阉党，导致臭名昭著的刘瑾得以崛起。国事急速颓败，内阁首辅刘健坚守正义，与刘瑾一伙斗争不懈。眼见圣意难以挽回，刘健率领内阁辅臣集体辞职。在刘瑾的主持下，大部分辅臣都被排斥，但唯独留下了李西涯。李西涯屈从接受皇命，每日在刘瑾和张永之间周旋，曲意逢迎，几乎无法言及臣节。当时的士林虽然对他的行为心生不满，但由于他的权势，很少有人敢于直言指责。然而，李西涯有一位名叫罗玘的门生，他时任监察御史。对座主的行为感到不满的罗玘，于是写了一封信投到了李西涯的门下。这封信内容并不长，全文如下：</p><p><br></p><p> “生违教下，屡更变故，虽常...html
<p>我曾写了一封贡书，虽然愤激之辞颇多，但因为担心过于频繁可能无益于彼此关系。如今，天下人皆知忠臣赤子之心已耗尽，大事也难以推进。《易经》中有云“不俟终日”，这句话是否值得思考呢？那些每日巴结谄媚、卑躬屈膝的人，所谋者无非是为了自己。他们或许不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将成为后人百世传颂的历史佳话，能够拯救他们的后代吗？我身为白首之人，深受皇恩宠遇，才有今日之地位。然而，我的病势日益垂危，若不言之而待何时？希望你能痛割前嫌，勇敢追随。否则，请先除去你门墙之籍，再公之于众，大张旗鼓地进行讨伐，以显扬你背叛恩德的罪行，我也甘愿接受。我多年来积聚真诚和正直，希望终有一天能够展现，但我在审椷之际却发现了狂妄跋扈的行径。</p><p><br></p><p> 这封信虽然充满了激愤之词，但我仍然保持着对师生之谊的深厚感情。我将信送到了李西涯手中，并未公之于众。据说李西涯看了信后，默默地流下了眼泪，一言未发，或许他心中有太多难以启齿的隐秘。</p><p><br></p><p> 此后，刘瑾被伏诛，另一批小人如王振等崭露头角。李西涯仍然如琉璃球一般巧妙地周旋其中。至于罗玘的规劝html
<p>显然，我的讽刺信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但罗玘毕竟没有与座主彻底翻脸。</p><p><br></p><p> 李西涯在内阁主持近二十年，虽然年事已高，却仍然不愿离开。有一天，又有人将一首诗塞进他的门缝：</p><p><br></p><p> 清高名位斗南齐，伴食中书日已西。</p><p> 回首湘江春水绿，子规啼罢鹧鸪啼。</p><p><br></p><p> 这首诗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劝告李西涯不要再当“伴食中书”了，赶紧回到他在湖南的老家去。至于这首诗是否由罗玘所作，现在已无法得知。</p><p><br></p><p> 不过，无论是信还是诗，罗玘对座主的态度都是激烈而非极端。六十年后，刘台座主张居正上台时，他对座主的态度可就不再那么温文尔雅了。</p><p><br></p>html
<p>我是隆庆五年的一名进士，那一年的主考官正是张居正，当时名副其实的座主。</p><p><br></p><p> 随着张居正于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成为内阁首辅，他开始提拔大批青年才俊。而我，刘台，幸运地被张居正选中，由刑部主事升任监察御史，巡按辽东。对于一个入仕才两年的我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晋升。那时的我对张居正这位座主感激涕零。</p><p><br></p><p> 然而，到了万历三年，我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逆转。</p><p><br></p><p> 那年秋天，辽东总兵李成梁在对蒙古的作战中取得了胜利。我抢先向朝廷奏捷，按照规矩，奏捷的事应由巡抚和总兵联合上疏，巡按没有奏捷的权利。我的奏章送达京城后，张居正看了后感到非常生气，于是写信训斥了我一番。</p><p><br></p>html
<p>那时正值万历新政刚刚开始，张居正推行考成法，对官员进行了严格的管理。我刘台因奏捷邀功，虽然并非原则性问题，但在这种大前提下，张居正将我视为典型进行了申斥，他的意图是要让整个士林看到他整顿吏治的决心。</p><p><br></p><p> 收到了张居正的申斥信后，我感到颇为丢面子。或许是因为年轻气盛，没有深思熟虑，竟然轻率地做出了反抗的决定。在万历四年的正月，我写了一道弹章呈给了神宗皇帝。</p><p><br></p><p> 这篇弹章一开头就显得气势汹汹：</p><p><br></p><p> 高皇帝鉴前代之失，不设丞相，事归部、院，势不相摄，而职亦称。文皇帝始置内阁，参预机务，其时官阶未峻，无专肆之萌。两百年来，即便有擅权之者，也仍然惴惴避开宰相之名，不敢越雷池一步，以祖宗之法为准则。然而，大学士张居正却高高在上自命为宰相，高拱却被驱逐出朝廷。html
<p>擅权之者已经持续三四年了……</p><p><br></p><p> 接着，我刘台列出了张居正“擅作威福”的五条罪状：</p><p><br></p><ol> <li>两面三刀，驱逐了高拱；</li> <li>违背祖制，给成国公朱希忠赠以王爵；</li> <li>降黜与己政见不合的言官；</li> <li>任用了张四维、张澣等私人；</li> <li>接受了边鄙武臣的贿赂。</li></ol><p><br></p><p> 自张居正担任首辅以来，他得到了李太后与神宗皇帝二人的绝对信任，各方面的改革也进展顺利。他在朝野之间的威望远胜过了前任的夏言、严嵩、徐阶、李春芳、高拱五位首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时，我的奏疏送到京城，在朝廷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作为当事人的张居正更是愤怒异常。</p><p><br></p><p> 之前提到过，明朝门生与座主产生矛盾，见诸文字的只有一个例子，那就是在刘台之前html
<p>罗玘曾规劝李西涯，但并未将矛盾公开化。而我刘台却是首次公开反对座主，成为大明开国以来的先例。这对张居正来说是巨大的打击，他当即向皇上递交了辞呈，称“我朝开国以来，未有门生座主，臣深感羞耻，唯有去职以表明心迹”。神宗皇帝当然不会允许张居正辞官，于是下旨锦衣卫将我押解进京，榜掠之后，被逐回老家江西安福，同时削去官职，成为普通百姓。</p><p><br></p><p> 我的做法太过激烈，虽然张居正表面上劝谏皇上不要对我过于严厉，但内心对这个忤逆的门生充满了愤恨。底下的人看出了张居正的真实心境，于是又编造罪名，将我流徙充军到偏远的贵州都匀卫。到了万历十年，正是张居正病死在任上的时候，我也在流徙地因病离世。这对终生都不肯互相原谅的门生与座主，在同一天离世，或许也是天意。</p><p><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