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快的由来，是一个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它揭示了法律与秩序的根源。当社会开始有了法律，也就有了犯罪，而捕快作为抓捕罪犯、搜集证据的人，在原始社会的末期和奴隶社会的前期得到了初步形成。
在中国历史上，对犯罪嫌疑人的审判和惩罚一直非常重视，早在大禹治水时期，我们就可以看到治水首脑会议审理风后并处斩首的案例。这显示了社会对于秩序和公正的追求，正是捕快的职责所在。
在古代中国的司法体制中，审判与执行，证据收集与处理都有着专门的职业分工。从夏商周到元明清，中国奴隶封建历史的发展都经历着司法职业的演变。最初的司法人员不仅负责审理，还同时执行和处罚。随着历史的进展，职业分工变得更加细致和负责。在这样的过程中，捕快这一职业逐渐崭露头角。他们以拘捕罪犯、传唤被告与证人、调查证据为职责，从法官、衙役到户籍小吏都实现了职业分离。在古代中国的司法生活中，捕快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凭借着对职业的专业化和执着，留下了许多令人敬仰的名字。历史上著名的捕快捕头秦琼与秦叔宝是唐代的开国功臣，也是伟大的将领。他们从小立下志向，诚心修习文武之道，致力于扶危定乱、惩恶扬善，最终成为公差捕快。秦琼在山东府的黎城地区担任捕快期间，以出色的表现树立了极好的声誉。他多次破解一些棘手的案件，被赋予山东小孟尝这一雅号。秦琼的高尚品格和善行也传为佳话。据传，他曾因公差在滁州逗留，住进一家小客栈。在他离开时，他身上携带的钱都已经用光了，无法支付住宿费用。客栈老板不允许他离开，除非他偿还欠款。秦琼则卖掉了身上仅有的一匹马并顿首道歉道谢，最终他才被放行，这则故事讲述了秦琼高尚的风范和为人正直的品格。故事中讲述了公差捕快秦琼因停留时间过长而欠下小客栈欠款的故事。在被客栈老板拦住不放的情况下，秦琼并未采用暴力手段或逃避，而是以清白之心向老板道歉，并承诺会在取够银子后回来还清欠款。秦琼是一位武艺高强、手执兵器的英雄。即使在面对无法支付欠款的情况下，他也选择了明正言辞的交代并清偿债务。而后来他为还清欠债而不惜出售自己的戬和马匹，这体现了他强烈的正义感和不畏艰难的品格。他的这种行为告诉我们，做人应该有诚信，正义和坚韧不拔。单雄信向秦琼打听小孟尝与秦叔宝的消息，表达了对秦琼的敬佩和向往。如果秦琼透露了自己的真实姓名，他可能会得到单雄信的慷慨解囊和英雄相聚的机会。但秦琼以英雄的人品作为基础，决定不暴露自己的身份，认为在困境中暴露身份是丢脸的。最终他选择将黄骠马作为正常的交易卖给单雄信以获得银钱，回到了家乡。这个著名的故事展示了秦琼在困境下的坚定品格。此外，在他担任捕快期间，他经常通过扶助困难、勇救善良的人的方式处理案件，而对于路林好汉，他也总是坚守义气。当时隋朝的统治者杨广掌权。秦琼的故事告诉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诚信、正义和忠诚是最基本的品德，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该坚持这些原则。秦琼所处的时代，许多州县长官滥用权力，发布冤假错案的牌票，这导致了许多无辜的路林好汉遭受了冤屈和不公。作为一个正直、公正的捕快，秦琼选择肩负起拯救善良无辜之人的责任，撕掉了不合法的牌票。正是由于如此坚持正义和真实，秦琼这样的好捕快在史书中留下了深刻的记载，被广为传颂至今。 历代法律文件都有关于捕快职业的详细记载。根据古代法律规定，捕快在抓捕被告和疑犯时必须出示自己的工作腰牌或者牌票，类似于今天的检察官出示工作证明。如果没有合法的腰牌，他就无权抓捕嫌疑人。因此在破案过程中，捕快必须像今天的警察一样证明自己的身份和职权，出示工作腰牌来执行任务。在古代，捕快需要向州县官员申请获取一种称为“牌票”的命令，或者一种称为“海捕文书”的通缉令。不同类型的案件需要不同的证明文件，捕快必须遵循严格的书面规定才能执行拘捕任务，最终破获案件。这是古代法律的明文规定。 此外，根据明朝《松江府治》的记载，当时的松江县共有20名正式捕快和20名快手，这样构成了40名捕快编制。但编制足够吗？并不一定。例如，与松江县毗邻的华亭县拥有40名正式捕快和40名快手，总共80名捕快编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种编制记录于府治中，其人数，例如40或80都是在国家编制中的数字。实际上，一个捕快在具体办案时，往往会有一些其他人员辅助和支持。古代捕快通常带着两名副捕快，而副捕快则会带上自己的帮手或伙计，在人数众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抓住案犯。特别是在破解一些刑事案件时，被告人或疑犯通常非常凶险毒辣，如果人数太少，往往无法抓住罪犯。因此，在具体办案过程中，捕快人数往往会达到二三百人。虽然编制上每个县衙只有几十个捕快，但实际上在聚众抓捕罪犯的过程中，捕快们通常需要依靠大量的帮手和支持，才能成功完成任务。 在众多衙役中，捕快是其中一类。虽然捕快是官府中衙役的一种，但其职业风险是最大的，工作收入却是最少的。根据清朝的规定，一名捕快的年收入只有十两银子，而这一收入在当今看来极其微薄。因此，尽管捕快面临极高的职业风险，其工作收入却远远无法满足其基本需求。往往需要提着脑袋去工作，或将头绑在腰带上去办案，承担着最大的风险和压力。古代捕快的身份和地位通常被认为是相当卑贱的。在清朝的法律规定中，捕快是一种贱役，其子孙需要经过三代才能考取科举或取得功名。究其原因，捕快所处的社会地位低下，收入有限，职业风险巨大，这些都是其基本特征。由此产生了一种现象：在古代，捕快这个职业被很多人视作一种暴富的机会。即使是那些不道德的捕快们，他们也想出各种办法从捕快职业中赚取更多利润，为自己积累更多财富。他们可以通过各种非正义的手段，让别人家破人亡，自己却能够得到更多的金钱和财富，成为大富豪。这种情况在古代小说中被称为“堂上一把手，堂下一堆贼”，这表明捕快职业的不公和不道德，也反映了传统社会中对于职业身份与社会地位的不公平分配。古代社会中，大堂之上的州县官员用红笔点下笔记，却导致了民间千滴血。这种红笔一点和鲜血的千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恶捕快在司法生活中留下了令人不满和不满的印象。回想起历史中的一个故事，《小豆棚》这部笔记小说与《聊斋志异》齐名。故事中，一个叫张二愣的捕快在山东济宁州担任职务。他是一个非常凶悍的人，对百姓非常无情。他经常恐吓老百姓，都是诬陷无辜，逼迫百姓出钱交罚，这种丑恶的行为被他自己称之为“配药”。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山东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旱灾，老百姓们遭受苦难，他却是置若罔闻，更加强化了他的无赖形象。这个故事反映了古代社会中的不公和非道德行为，伴随着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使得社会正义难以实现。生命中的流离失所是一段极其艰难的旅程。与此相反，张二愣的生活却十分富裕，他甚至会敲诈灾民并从他们身上获得大量财富。在官道上，张二愣看到一个贩卖人口的商贩，从独轮车上救出了几个失去家园的孩子。然而他并没有放弃整件事，而是向那些饱食细软的贵族讹诈救济金，并将这些孩子留在他们家门口。但是，这些孩子最终在贵族家门口丧命，张二愣来到贵族家中，告诉他们这些孩子已经死亡，富人面对这种状况，无可奈何，只好听从张二愣的要求。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贫富悬殊的社会是不公平的。张二愣的行为揭示了我们在人生旅途中需要尽可能地帮助别人，因为在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即使是我们认为微不足道的善举，最终也可能会成为影响别人生活的力量。历史上，贿赂成为了免除自然灾害和人为惨剧的唯一途径。在这个故事中，张二愣仍然通过敲诈难民获取了大量收入。在城里，有一个姓张的商人。张二愣知道他富有并一直试图敲诈他。有一天，他打算施展一个计划，找了一个妓女提前站在道路旁边，当姓张的商人走过时，妓女突然冲上来，抓住他的手，撕扯并大声喊叫，声称被性侵犯。在这时，张二愣从一旁冲出来，自称是案发现场的捕快，谴责商人的罪行。商人为了不惹麻烦只好出钱来赎罪，张二愣才放过他。还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围绕着张二愣展开，他经常施展各种手段勒索钱财。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世界上有时候会发生不公平的事情，需要有人勇敢并且有道德观念的站出来处理。同时，这个故事还反映了如果我们对小偷摸骗者放纵不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么我们就会掉入道德沟壑，远离正义。这个故事展现了一个人在为了满足自己私欲而不惜自伤，掩盖自己的罪行，并利用此行为勒索他人财产的情境。在古代，法律禁止老百姓私自宰牛，但张二愣却暴力杀牛并售卖，导致百姓对他非常痛恨。世人应审视这种以恶治恶的行为，理应根据法律惩罚张二愣。但他却向官方贿赂，导致官方与罪犯相互勾结,百姓反而受苦。类似张二愣这样的捕快往往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在古代的文化传承中，捕快常被描绘为恶行连篇、欺压百姓的人物。但是实际上，组成捕快队伍的成员中，也有好人。例如在一些民间传说和传统文化中，秦琼秦叔宝被描绘为正直无私、保护百姓的英雄形象。这些故事让我们反思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需要我们关注权力滥用可能给人们带来的伤害，维护正义，保护弱势。这段文字详尽地描绘了一些被称为好人好捕快的角色，他们展现了侠义之心，捍卫正义。但同时，这些人并非统称，毕竟在古代的社会中，恶人恶捕快依然占据了大多数。对于我们深度探究封建王朝境地下的司法体制中存在的罪恶，或者面对这类问题，我们需要对这些捕快扮演的恶劣角色有更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