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看着这张美轮美奂的照片，让我想起了英国历史上的一段德国情缘。其实回望英国的历史，很难找到一个纯英国血统的国王，英国王室的日耳曼血统则要追溯到近300年前，就是在乔治一世时代。而当时英国女王安娜逝世后，因为没有后嗣，议会找来了德国汉诺威侯选之子乔治·路德维希·冯·汉诺威到英国即位。这位第一位汉诺威王朝的国王，也是英国王室日耳曼血统的开始。 从那时起，英国王室和德国的情缘就扯不断了。如今的温莎王朝，也是有着深厚的日耳曼血统。看看这对温莎公爵和夫人的照片，难道你没有被他们深情的眼神所折服吗？无论怎样，这段独特的德国情缘，让英国历史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诺威公国，前往英国即位，而今天的我，伊丽莎白二世，也是第四次踏上她的祖先曾经生活的土地，继续她的寻根之旅。我将在为期三天的访问行程中访问德国的柏林、波茨坦以及杜塞尔多夫。 如果回顾历史，我们将发现，很难找到一个纯种英国血统的国王。实际上，英国王室的日耳曼血统要追溯到近300年前，即在乔治一世时代。当时，英国女王安娜逝世后，因为没有后嗣，议会找来了安娜的表兄、德国汉诺威侯选之子乔治·路德维希·冯·汉诺威到英国即位。这位第一个汉诺威王朝的国王，也是英国王室日耳曼血统的开始。 因此，这次我访问德国，可以说是一次寻根之旅。我们英国王室与德国有着深厚的血缘渊源，这段历史和联系也赋予了英国王室独特的魅力与意义。我将继续我的访问，希望能够更加深入了解祖先的故乡，也希望能够借此访问加强英德之间的友谊和合作。我了解到，300年前的乔治一世曾离开汉诺威，前往泰晤士河边的伦敦参加加冕仪式，成为了一位“英国国王”。然而，他并没有将英语学好，在位13年的时间里，他都是用法语与大臣们进行交流。这让他很难亲自主持内阁会议，内阁首相的作用因此逐渐变得突出。此外，由于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德国度过，这也让他成为了一位缺席国王。在1727年，他去世了，长眠于德国。 乔治一世的统治使得英国王室开始有了日耳曼血统，也让他的子孙们继承了深深的德国情缘。他的儿子乔治二世同父一样，后来也经常到汉诺威。而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则出生并接受英国的教育，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在位期间从未访问过汉诺威，但却娶了一位来自德国的公主做王后。而我家族的一位国王乔治四世，则迎娶了德国表妹卡洛林，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得到国会协助还清巨债。 乔治一世和他的子孙们，留下了深深的德国情缘，也让我的家族成为了一个融合了多方文化的国王家族。黑乘坐私人飞机过境德国时，与纳粹领袖希特勒会面。这段历史显示了我家族与德国的关系，并且也说明了英国王室在那个年代背后的政治阴影。 我的曾祖母维多利亚女王是汉诺威家族的最后一位君王，她先后嫁给了德国科堡家族的阿尔伯特王子和她的表兄萨克森-科堡-哥塔家族的弗雷德里克三世。她的长女嫁给了后来的德皇，而她的儿子就是后来的爱德华八世——温莎公爵。 然而，近年来逐渐解密的官方文件显示，爱德华八世的离位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的爱人——沃利斯·辛普森与纳粹有关系，使英国无法面对美法盟国。在放弃王位后，温莎公爵在1937年还与纳粹领袖希特勒会面，这段历史可能会影响到英国王室与德国的关系。但我们不能否认，我家族与德国的联系历史悠久，这也是我们家族独特的魅力之一。据我了解，我的曾祖父温莎公爵夫妇与纳粹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他们曾在国外居住，而英国和美国的情报机构一度对他们进行了监视，这也给英国带来了不少困扰。温斯顿·丘吉尔对此十分担心，因为这体现了英国王室与纳粹的关系，与国家的利益格格不入。 现任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嫁给了多半血统为德国人的菲利普伯爵。我的曾祖父能说流利的德语，与德国有着深厚的渊源。菲利普伯爵在德国上过一年学，并且他的4个姐妹全部嫁给了德国人。这也表明了英国王室与德国的关系十分复杂。 我们家族来自德国萨克森-科堡-哥塔家族，我们的血统也具有日耳曼血统。在过去200多年中，英国王室一直在寻找德国贵族作为伴侣。而和亲政策对他们来说，不但不陌生，而且可说是王室生存的一种方式。但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作为却让他们感到失去了体面。因此，他们开始避免谈及血统的问题，姓氏也有所改变，以此来保持一定的社会形象。在一战时期，英国民间对德国的反感情绪极其强烈。人们甚至连德国面包都恨之入骨，痛恨所有被德国印记所标识的东西。他们为了讽刺德皇威廉二世，并展示对其的不敬，将皇帝的昵称Willy作为口语上表示男性生殖器的代称。 英国王室在血统问题上变得非常谨慎小心。为了保持威信，也为了向臣民表达反对德国的决心，英国王室决定采取一个纯正英国的姓氏。于是在1917年，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宣布放弃家族名字中的“萨克森-科堡-哥塔”，创造出更加英国化的听起来更加正式的“温莎”姓氏，温莎王朝诞生了。 到了我父亲乔治六世在位时期（1936-1952年），英国王室更是展现出了与德国疏远的态度。他不惧德军轰炸，在白金汉宫等待着战争的结束。这一时期，我母亲，即谢世不久的伊丽莎白王后，一生都未改变对德国的看法。对于我父母对德国的仇视以及母亲蔑视德国人的说法，我并没有认同。尽管1940年，我目睹了德国空军轰炸白金汉宫，但我并不将这种事件完全归咎于德国。 1958年，我亲自在温莎宫宴请来访的德国总理阿登纳。听到有这样的安排后，他的女秘书匆忙学习了几句英文以备急用。当时，英国首相麦克米伦也在场。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年迈的总理坐在两位女王之间（女王和其母亲），容光焕发，交谈愉快。” 1965年，我首次访问德国，成为了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时刻。尽管曾经历过二战，但我对德国抱有友好的态度。我深信，通过和平、友爱和合作，过去的仇恨和创伤可以被漂洗掉。这次访问使我更加了解德国，加深了我对这个国家的好感。1978年，我第二次访问德国，这次访问更加轻松愉快，我和德国总统还进行了一次和蔼可亲的对话，而且还为一个慈善机构募集了善款。 1992年，我第三次访问德国，菲利普亲王陪同我一同前往。这次访问，我们举行了一个家庭大聚会，一起庆祝我们家族的关系和彼此之间的友谊。尽管那时的英国正处于经济衰退期，但我们依旧愉快地度过了这次访问。 第四次访问德国时，我表示访问德国是在纪念我曾祖父爱德华七世的访问，他在1909年第一次访问波恩。这次访问是为了强调我们两国重要的历史联系，以及我们两国在欧洲和全球的友好伙伴关系。虽然那时世界正经历着一些挑战，但我坚信，通过持续的合作和友好，我们可以共同克服这些挑战。在我访问德国的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期间，我对英德两国的友谊充满了信心。我相信，通过紧密的经济合作和年轻人之间的交流，我们可以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虽然我们不能忘记过去，不能忘记二战中两国人民所遭受的痛苦，但是这些经历已经深深刻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在过去的60年里，我们已经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历程，但我坚信，我们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友谊和友好合作的关系。在21世纪，我们的友谊对于双方来说都至关重要，我们应该努力让它得到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