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问题源远流长，包含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不断潜伏的危机。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新疆问题势必成为国际关注的热点，引起各方关注。
最近新疆发生暴力事件，伊宁和乌鲁木齐多人伤亡，土耳其国防部长竟然劝告中国政府“小心处理”，中方亦以强硬姿态回应，警告土耳其不得干涉中国内政。此事件引发了中土关系的紧张。实际上，中土两国之间一直存在潜在冲突因素，这是历史遗留问题。此时此刻，事态的发展是必然的。事实上，新疆问题的一个关键是泛突厥主义的影响，这一现象从苏联解体后初现端倪。在苏联存在的时候，中土两国之间没有直接利益冲突，但随着苏联解体，这一冲突变得更加突出。苏联解体后，土耳其和中国在中亚地区开始进行角力战。虽然许多有识之士早已预料到了这一趋势，但人们对于这种冲突的后果并不确定。新疆是中国的西部边疆，也是中东地区的东部边缘，这是重要的地缘政治常识，但泛突厥主义者却将其视为“突厥主义”的一部分。
这篇文章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简要地介绍了这个问题的起因和发展。泛突厥主义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与土耳其重叠，为了加以区分，笔者将Turkey及Turkish译为“土耳其”，并将“突厥语族”译为Turkic。然而，新疆分离主义者的言辞却恰好相反，他们声称要建立的是“共和国”，而不是“厥斯坦”。“泛突厥主义”通常被称为“泛土耳其主义”，其旨在实现所有突厥民族的统一。准确的英文术语是“Pan-Turkism”，早期文献中也常称为“土耳其主义”（这与凯末尔主义的另一个名称不应混淆），另一个名字是“狭义图兰主义”（Turanism），来自古伊朗语词汇Tura和Turan/Turania的地名。泛突厥主义的“大师”Ziya Goekalp（1876-1924）的著名诗歌《图兰》总结如下：“谁是突厥人的家园？这土耳其？还是突厥斯坦？我知道这都不是，我的祖国是无边无际的，永远珍爱图兰！” 突厥语族属于阿尔泰语系。不管“原始阿尔泰语”是否存在，突厥语似乎确实有单一起源。对于泛突厥主义而言，突厥语的历史和地理特征之一就是其区域的扩张和稳定性。在过去两千年中，突厥语被广泛使用于长城内外和蒙古地区，同时也被用作欧亚大陆广阔地区的通用语言，从土耳其到西伯利亚。在古代，突厥人曾一路向西扩张，所到之处所向披靡，印度-伊朗、高加索、闪族、希腊等语言的地理区域被相继征服。人们甚至有“一旦突厥化便永远突厥”的说法（保加利亚的“斯拉夫化”则是近代以前罕见的例外）。文化和种族的演化非常复杂，我们无法深究其细节，但现实情况是，突厥语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其在广阔地理区域中的极端稳定性和保守性，突厥人创造了从亚得里亚海到中国长城的“土耳其利益区”（Turkey’s Zone of Interest），用土耳其总统奥扎尔的话说就是创造了这样一个区域。除了少数“孤立”语言之外，“土耳其利益区”中的各种突厥语今天仍然可以相互理解。使用俗语可得出这样一个比方：前领袖新疆人要从南疆一路搭便车直到爱琴海东岸，不会有任何语言障碍。汉语的北方方言区（四角形大致以哈尔滨、南京、昆明、乌鲁木齐为端点）也可作近似的比拟。主义便开始再次崛起。它的兴起除了历史原因外，宗教因素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土耳其利益区”中，突厥族人多数皈依伊斯兰教，这不仅为“一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也是当今美国地缘考虑的重要出发点。
在苏联解体前后的历史进程中，泛突厥主义如火如荼地发展。它兴起于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以及帝俄统治下中亚突厥族的觉醒。在一次大战中，它直接导致了亚美尼亚大屠杀。在凯末尔领导下，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初期采取了“韬晦”策略，默默等待二十余年，直到二战后才再次崛起。这个过程极为复杂。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时事，我们在此为有兴趣者提供了泛突厥主义的简要历史附录。二战后，土耳其加入西方阵营，结束了凯末尔主义的“睦苏”国策，泛突厥主义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府的利益计算，后者在泛突厥主义的支持下，成功在塞浦路斯岛上建立地位。但这导致了美国希裔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弹，土耳其和美国的关系在接下来的15年间处于低潮。不过，土耳其自身的地位却一直在稳步提高，特别是在80年代的经济改革后，它的实力明显上升。
相比之下，苏联在阿富汗的失败导致对中亚和阿塞拜疆突厥族各国的控制受到致命打击，伊朗的出现使得美国失去了重要盟友，不得不全面调整区域战略。尤其是在两伊战争中，西方对伊拉克的支持必须经过土耳其之手。这一系列发展使得土耳其共和国在苏联解体前夕达到了“最佳竞技状态”。在这个时期，土耳其的总统奥扎尔和总理德米雷尔（Suleyman Demirel）都是极具眼光和决断力的出色人物。例如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土耳其毫不犹豫地切断了有重大经济利益的伊拉克输油管，再次正确地押宝。
在此同一时期，美国政府也有着自己的利益考虑。在泛突厥主义的支持下，土耳其成功在塞浦路斯岛上建立了地位。不过，这导致了美国希裔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弹，土耳其和美国的关系在接下来的15年间处于低潮。在面对激进伊斯兰的伊朗时，欧化、世俗的土耳其因信仰回教而成为了对美国有着极强吸引力的选择。针对此情况，美国国务院及中央情报局等机构的战略专家深谙土耳其暨图兰主义在高加索、中亚突厥语区的影响力，支持土耳其向中亚地区“扩展影响”，以此对美国的地缘战略产生多重利益：一方面能够制衡俄罗斯及中国，另一方面还有可能将伊朗置于“死地”。于是，美、土关系出现了以下重大改变：
在海湾战争期间，土耳其与美国全面结盟，土耳其领土上的空军基地成为了盟军轰炸伊拉克的主要出发点。
战后，西方继续利用土耳其领土上的空军基地，支持伊拉克库尔德人的独立运动。然而，同样的独立运动在土耳其本土却受到了强烈的抵制，土耳其军队甚至大规模越境，对库尔德族组织进行“三光”式的扫荡行动。在库尔德人和土耳其军队之间的冲突中，美国一再强调“土军越境有理”，而西欧（尤其是德国）则遭受着由此带来的族间矛盾的痛苦。
土耳其总统奥扎尔和美国新任总统克林顿进行了一次“非正式”会晤，打破了美国新总统首先会见小兄弟加拿大总理的惯例。
在苏联解体后，美国让土耳其获得了用军用运输机向前苏联中亚地区运送救援物资的独家权力。想象一下，如果伊朗想要获得在操伊朗语的塔吉克共和国进行救援行动的独家权力，或者韩国想要获得在苏联将25万名朝鲜族人强制迁移到中朝苏边境附近的中亚进行救援行动的独家权力，会有怎样的情况发生。
在联合国干预索马里的过程中，土耳其将军接任当地联军总司令。更有甚者，尽管遭到美国右翼势力的强烈反对，该将军仍可对所属的美军发号施令，这在世界上除了土耳其之外至今仍无二例。在这种情况下，泛突厥主义得到了难得的机会。美国忽略了北约成员希腊的强烈反对（以及国会内传统希裔势力），让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土耳其参与北约对波斯尼亚的军事干预。这造成了希腊拒绝让土耳其空军飞机过境，引发了北约内部巨大的分歧。在波斯尼亚危机中，美国一直偏袒土耳其，采取了对塞尔维亚-希腊-“东正教轴心”不利的政策。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和“学术界”不断传递出支持土耳其扩大对高加索、中亚和新疆突厥族“影响”，成为“区域领袖”的消息。美国的中亚地缘战略一清二楚，包括“伊朗与前苏联中亚回教国家结盟”的“狼来了”的宣传。
再看看近年来土耳其所做的活动：
苏联解体后，泛突厥主义获得了千载难逢的黄金机会，土耳其乘势而起。土耳其领导人们趁机行动，“毫不犹豫地”宣称，土耳其拥有从亚得里亚海到中国长城的“利益区”。除了在突厥诸国拥有“独家救济权”之外，奥扎尔全力以赴，猝死前对中亚进行了旋风式访问，受到了各突厥国的热烈欢迎。土耳其关于“亚洲安全问题”的声明，公开显示出它利益范围的扩大。土耳其在阿塞拜疆的积极活动，参与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的军事冲突，以及国内铁杆图兰组织“灰狼党”（即国家劳工党；狼是突厥族传统图腾）发展中亚上层人士等等也屡见报端。土耳其的豪言壮语不胜枚举。
下面是一些土耳其上层人士的言论：
“在土耳其面前，三个重要区域-巴尔干、高加索和中东-展现出来。”-故总统奥扎尔，1992年。
“我们在大陆的突厥国家中寻找领导地位，正在成为区域性领袖。”-土耳其前总统塞蒂特·德米尔泰什，1990年。
“高加索地区的问题，只有土耳其才能解决。”-土耳其前外交部长伊斯梅特·因赛特·艾诺，2001年。
“我们总是从我们的历史和地理上说起，我们是一个在黄色人种和白色人种之间、两大文明之间的国家。我们必须好好利用这一点。”-土耳其前总统塞蒂特·德米尔泰什，2002年。
可见，土耳其领导人的言论表明，土耳其正在积极扩大其地缘利益范围，成为区域领导者。年土耳其总统德米雷尔的演讲。他向克里米亚鞑靼族领袖保证，土耳其将始终与他们同在。同年3月，土耳其“国务卿”英南称，从2010年起土耳其可能成为最强大的西方国家。德米雷尔还在一次演讲中对突厥人说，他们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大突厥共同体的历史中。然后，在1992年5月，德米雷尔宣布一个新突厥世界已经展现，并在12月，著名作家依汉预测土耳其的影响力将一直拓展到黄河。这些豪言壮语表明土耳其领导人正在努力通过政治外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范围，在地缘政治上起到更重要的角色。p>故总统奥扎尔曾说过：“土耳其的利益区是从亚得利亚海直到中国长城。”这一言论在奥扎尔去世后被美国《新闻周刊》杂志引用，进一步表明土耳其正通过政治外交努力扩大自己的利益范围。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一次重大胜利中，土耳其战胜了持续多年的竞争对手伊朗。在苏联解体后，两国在中亚展开了一场激烈但鲜为人知的“文化战”，向中亚各国免费赠送大量打字机。不同的是，土耳其的打字机采用拉丁字母，而伊朗则采用阿拉伯字母。土耳其还向突厥国家提供大量“奖学金”名额。在这场文化战中，土耳其取得了胜利。在1993年3月，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五个共和国的代表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一致同意废除苏联强加于它们几十年的西里尔字母，转而采纳以现行土耳其文为基础的统一新拉丁字母。这一进展表明土耳其已经在文化层面开始产生重大影响。
同时，新疆和泛突厥主义的崛起也显示出突厥族的力量正在增强。本文第一部分追溯了土耳其过去的扩张主义对中国新疆少数民族的影响，而在最后一部分文章中，我们将进一步分析土耳其军方对外政策所带来的威胁，加上外来的支持，可能会加剧新疆的不稳定局势，并对国际产生冲击。
中国人民深深体会到“书同文”计划对“亚得里亚海至长城”这一区域的涵义和潜在影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和突厥族的历史渊源是世界上最为深厚的。从中世纪起，与突厥/土耳其的纠纷比拜占庭/希腊之间的纠葛更为激烈。
尽管有些历史学家称灭商而代之的周族含有“原始突厥”成分，但这一说法仍有争议。周武王所使用的“轻吕”（见《逸周书．克殷解》）与突厥语关系紧密，也反映出突厥族与中国的文化交流。
夏德（F. Hirth）曾指出，“径路刀”是即匈奴的器物，而土耳其语中的“kingrak”则是已知的“最古老突厥词汇”。考古证据也表明匈奴部落联盟中已经包含原始突厥族的成分。虽然匈奴的领导阶层并非突厥人，但现代土耳其人（包括Goekalp）仍愿意将自己视为匈奴的后代，并崇拜冒顿单于作为“炎黄”的祖先。
在突厥语族人物及其影响于华北舞台崛起金山之前，他们对于中华文化和历史已经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比如华夏文化的千古名篇《敕勒歌》及其作者（或集成者）斛律金家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唐朝初期，“拓跋鲜卑”语言仍然被奉为官方语言，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无可比拟的关键影响。同时，古突厥语权威克捞逊爵士（Sir Gerard Clauson）也曾对中国的汉字和文化产生深刻的兴趣。
据克捞逊爵士（Clauson）认定，汉字和突厥语族中的l/r突厥语支有关。作为拓跋的后代，中国唐朝和突厥（以及突厥的分支回纥族）之间的恩怨关系非常错综复杂。虽然“拓跋国语”不同于突厥语，但唐朝李家族中也存在能说突厥语的人，比如李世民父子。在唐朝以后，仍有不少例子说明了中华文化对突厥文化的影响。就连创立“纯粹汉人”朝代的宋太祖和他的哥哥，也是靠他们的父亲赵弘殷在沙陀突厥后唐政权中担任禁军“飞捷指挥使”才得以锻炼领导才干的。
这种紧密的亲族关系导致了中国对早期突厥文化的巨大影响，甚至导致了古突厥语中表示“书写”和“书籍”的词汇与汉语“笔”的发音相似。例如，蒙古文和满族文至今还使用“笔贴式”这样汉语的词汇。此外，十二生肖、都督刺史等汉字文化也被输入到突厥文化中。泛突厥主义大师Goekalp指出，“妻子”在古突厥语中的词汇与汉语“公主”的发音非常接近，这就是中华文化和突厥文化之间紧密关系的一个微妙的例子。
土耳其人对他们古老东方邻居的感情非常复杂。李先念访问土耳其时，安卡拉某个广场上人山人海的热闹场面就是这种感情的一个体现。然而，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族群所在的“利益区”从亚得里亚海一直延伸到长城，这也决定了两国关系的另一面。
在一战之前，奥斯曼帝国的“图兰思想宣传队”曾经深入新疆。1944年至1949年，苏联领导下的“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由苏联重臣斯大林策划，却有着泛突厥主义“幽灵”的存在。这个共和国的真正实力人物是教育部长赛福鼎（Sayf-ud-Din Aziz），而主要人物之一伊敏（Muhammad Emin Bugra）则败后终老于土耳其。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恶化，突厥斯坦问题再度引起关注。在这个过程中，苏联领事馆发放护照，许多突厥族人陆续逃离中国进入苏联，“几十万中国公民”因此被苏联“诱骗”。
现在，苏联已经不存在，中亚各突厥国纷纷独立，土耳其在文化和经济方面成为了这些国家的重要伙伴。让我们来看一看自1949年以来土耳其与中国新疆之间的“恩怨情仇”：
在朝鲜战争中，土耳其派遣部队加入联合国的行列。虽然“众才一旅……人唯八千”（《哀江南赋序》），但长期被压抑的土族在此得以施展“英武”，成为联军中最出色的一部队，其“英雄事迹”传播四方，也第一次让人们认识到一旦与土耳其军队相遇，他们将是“劲敌”。20世纪60年代初，原“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部队改编为第五军，不久突然变为“前五军”，该部隶属于土耳其军队。其指挥官祖龙太也夫（Zulun Tahir）少将曾在1958年担任“新疆军区副参谋长”，但在60年代在安卡拉公开露面时，他已经蜕变为图兰主义者（一种泛突厥主义思想）。这个事件也反映出土耳其对新疆的态度从凯末尔的少干涉逐渐向右翼泛突厥主义方向演化的现实。七十年代初，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大主教访问中国，受到了几乎破格的欢迎。然而，私下里他表示对塞浦路斯分治方案不感兴趣。这些表态显然让土耳其感到不舒服。在新疆等问题上，双方也没有达成任何共识，但安卡拉和北京仍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1974年，土耳其出兵支持（北）塞浦路斯“土族傀儡共和国”，但这个“国家”从未得到认可。
在八十年代中期，一名突厥族外交官叛变并向土耳其投降。土耳其一反常态，直接接纳了这位外交官并向其提供庇护。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某个著名的新疆游泳运动员身上。这两个案例都基于当事人的突厥族身份——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的内外交往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此外，土耳其与与其“世仇”希腊的关系也在持续发展。最近，希腊在阿尔巴尼亚危机中发起行动，对此土耳其大加反对。
腊军已经援救出几乎全部被困在混乱地区的中国人。
当新疆宣传“白色恐怖”不断升级时，土耳其的“利益区”从亚得里亚海一直延伸到中国长城，吸引了全球的关注。就举个例子来说，目前世界上关注的焦点之一是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个共和国的稳定问题。
由于突厥主义的国际形象受到亚美尼亚等国家的谴责，建立横跨欧亚的“大土耳其联邦”可能会引起巴尔干、高加索地区以及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等国的强烈反应。因此，如今推动“大突厥共同体”的人非常谨慎，他们的策略之一是强调经济和文化合作，少提及其他合作。甚至有人提出“泛突厥主义是欧洲人的发明，历史上土耳其和突厥并没有这样的事情”的说法，完全忽略最近几年在阿塞拜疆发生的变化。
政府部长因与“灰狼党”有密切联系而被迫辞职，这是一起丑闻。
土耳其曾经拥有奥斯曼帝国的辉煌历史，但数十年来一直处于小亚细亚这个局促的地区，怎么能一下子成为“区域领袖”呢？“独家救济权”对中亚地区的经济也毫无作用，土耳其最近感到力不从心，几年前的雄心壮志已经无从寻觅。然而，土耳其在国际事务中依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经济困难，但是几百年的帝国建设积累了庞大的国际联盟。尽管土耳其为高加索和中亚突厥国家的亲土耳其势力感到担忧，但实践证明，在南斯拉夫危机中与中国和伊朗的合作也非常重要。
土耳其在中亚的“火药桶”中已经成为突厥共同体的重要力量。有些“专家”预言哈萨克斯坦和（外）蒙古之间的传统矛盾会爆发，这使得中-俄-伊朗“轴心”可能会变得更加扩展。
美国现在的政策明显是在大力支持土耳其这样的“温和”、“亲西方”的世俗回教势力。这个政策与土耳其在波斯尼亚危机中与欧洲“盟邦”的矛盾有关。然而，大国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土耳其在美国的地缘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与美国与中国以及巴基斯坦之间形成的“轴心”的卓越成果在阿富汗过去十年的发展有关。因此，这取决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变化，通常美国对中国和越南的政策变化也可以作为参考。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测是正确的，而“后邓时代”得以和平过渡，那么由于美国的利益，它必须在近年内抑制中国的地缘战略的变化。土耳其国内和国际关系的一系列最近发展也令人深思：在土耳其，福利党近期上台执政，主张回归伊斯兰教义，外交上也开始向伊朗靠拢，这引起了美国的不安。与此同时，传统亲西方政策也受到挑战。
土耳其的三军激烈反对福利党的内政外交方向。土耳其参谋长在美国华府公开谴责伊朗是一个恐怖主义国家，另一位军方领袖在以色列受到国家主席级别的欢迎，而以色列空军仍然在土耳其领空内进行训练。最近，军方采取了强硬的方式迫使选民选出的福利党政府修改其内外政策，包括驱逐伊朗外交官。在国内局势紧张和美国继续“关心”和“引导”的情况下，“东土耳其斯坦”问题更有可能成为各方“消除歧见，一致对外”的工具。
在这种情况下，新疆问题有可能继续成为中国，甚至是国际社会的焦点。